“次貸危機”爆發距今，已有八年，但是，這次危機遠未像人們逐漸淡化的記憶一樣，漸行遠去。相反，其在各國諸多領域內所引發的種種深遠影響，至今依然綿延不絕——在全球經濟系統的一個小角落里，中國融資租賃行業正在發生的格局流變，即是其中一例。

　　

　　從全球經濟系統循環的角度來看，“次貸危機”意味著，美國通過其國內金融市場杠桿創造“需求”，并憑借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實現需求的對外輸出，以平衡全球“供給”的能力，已呈強弩之末勢。對于中國而言，充足外部需求的瞬時“失速”，則足以使中國這間“世界工廠”立陷于休克，進而導致不敢想象其后果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危機爆發，所以，當時的溫家寶總理當即推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以政府投資需求的快速上升置換出口需求的急速下降，鎮定大局。

　　

　　正是這個“需求”置換的決策，成為深刻改變中國融資租賃行業的演進路徑的歷史性“伏筆”。一方面，主體上以要素投入驅動，并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以配套出口的中國制造業，趨勢性地，從此失去了穩定的出口需求支撐——雖然這種需求的長期性衰落，因當時的強經濟刺激而暫未顯現。另一方面，強刺激所導致的天量信貸規模——十萬億，激發了已有過剩產能的進一步過剩局面形成。前者不但對中國融資租賃已經在制造業中形成大量租賃資產質量，構成嚴重潛在威脅，而且也直接昭示，中國融資租賃將要“深陷”制造業目標市場泥沼的階段性困挫局面，難以扭轉。后者則為中國融資租賃中的“通道”業務出現，設定了路徑起點——強刺激退出后，任何對過剩產能加以限制的努力，都將被各種來自于“路徑依賴”的反制力量所“對沖”——銀行體系盈利壓力、地方政府經濟增長壓力，以及過剩產能主體對自我利益的努力維護等等——借此，融資租賃的國內信貸投放通道業務和跨境資金通道業務，應運而生。

　　

　　最新的行業資產統計數據顯示，融資租賃行業資產規模，在2016年中，大約為4.5萬億，其中企業數量占比1%的金融租賃公司資產規模，大約占到了行業資產規模的四成。如果，考慮到規模龐大但暫無準確統計數據的，顯示在融資租賃公司群體資產負債表上的銀行信貸“通道業務”資產，那么，實質上直接來源于銀行體系行業資產規模占比，將進一步大大提升。既然外部環境的趨勢性方向引力，可以對融資租賃行業的格局變化，產生如此強大的作用力，那么，合理的邏輯當然是，一旦行業外部左右大局面的趨勢性力量發生新的方向性變化，那么，融資租賃的行業格局也必將再次隨之發生演變。

　　

　　這種趨勢性力量的方向改變，已然發生，其發力的起點，就是習大大在2014年提出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提出，既是對次貸危機深遠影響被動承受的一種理性認知，也是在戰略上，對抗次貸危機負面影響的一種主動應對。在“新常態”過程中，中國將奮力脫離在全球價值鏈當中的底端禁錮，參與全球領域內的市場與資源競爭——不再以堅忍的心態俯首承接外部“分派”的需求，而是要通過真正的實力提升，去“斬獲”足夠的，可以支持中國實現崛起的全球市場需求。這種市場需求，或者說，經濟學定義的“有效需求”——具備購買力的現實需求，是任何一個經濟系統，無論是國家還是全球，得以循環運轉乃至發展成長的“食物”。對于中國這個開放且產能過剩經濟體來說，其需求來源，無非兩端，一是在市場內生需求基礎上，疊加主動規劃和創造的需求，二是靠自身實力的提升，同時“贏得”內外部需求規模的不斷攀升。前者體現凱恩斯主義思想——一種因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而被激發的，對自由市場經濟原教旨市場膜拜信念的批判與修正；后者則體現熊彼特破壞性創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思想——在當下的中國，則被稱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中國融資租賃行業而言，這種深刻的環境趨勢力量的方向性改變，已經清晰無誤地被2015年國務院68/69號文件所傳達。但是，總體上，當前融資租賃行業中的企業群體在經營定位取向上，依然故我——甚至，反而因新的環境趨勢變化，而更顯局促茫然，甚至彷徨混亂。對于中國的金融/融資租賃企業群體而言，前面的路，只有兩個方向：變革而生，亦或，固執而死——換言之，那種適應于要素驅動經濟增長模式，并且還因此而取得了爆發式資產規模膨脹的行業格局，必定會因環境趨勢力量而做出相應的調整——行業的“洗牌”，無可避免。

　　

　　實際上，行業洗牌的前奏，已然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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