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016年3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兩會”落幕。但是，其對全國各領域各行業的統領與指引效能，或者說，其對各領域各行業深刻影響的顯現，卻剛剛開始——當然，也包括融資租賃行業。

　　

　　深刻體會《2016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邏輯框架，是探察報告要義對融資租賃行業發展影響的先決要件。在此基礎上，針對融資租賃行業，以下我們將從行業格局和目標市場兩個方面，就報告精神對融資租賃行業的有關影響展開討論。

　　

　　1、行業格局

　　

　　所謂金融，資金融通之義：投和融缺一不可。縱觀中國融資租賃行業，能夠有效保證資金籌措的，只有金融租賃企業和部分國企背景的實力第三方融資租賃企業。中國融資租賃當前的行業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這種稟賦式的資金實力所塑造。考慮到租賃資產證券化以先期資金籌措并投放到位為前提，以及資本市場上市融資的總體規模限制，曾幾何時，民營銀行與互聯網金融，都是被中國融資租賃行業寄以重大期望，意圖借以突破籌資瓶頸的重要手段。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已經成立的幾家民營銀行，頹萎無力，大氣不敢出地輕輕倚附于國有銀行體系，而“e租寶”的崩盤，以及互聯網金融領域內的諸多亂象，形成了可以類比為“劣幣驅逐良幣”的，對真正從事互聯網金融籌資活動的無情“擠出。

　　

　　雖然，報告中提出，“深化國有商業銀行和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發展民營銀行”，但考慮到當此多事之秋，國有銀行體系正是政府駕馭全局的重要工具，很難想象，肩負諸如“繼續置換5.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類重任的國有銀行體系，會容留出多少市場空間給民營銀行。同時，若不是顧及“互聯網+”大戰略，在“整頓規范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金融詐騙、非法集資和證券期貨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這句話中加入“互聯網金融領域”一個狀語修飾，也當真不會令人意外。相比較于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調子：“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2016年的報告中僅以悄然帶過的一句“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輕輕提點——個中意味，悠遠深長。所以，只要融資租賃行業在籌資端的勢力格局不發生顯著變化，整體行業格局亦不會發生顛覆性改變。

　　

　　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影響行業局部格局的因素存在，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和過剩產能退出。報告中指出，要“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堅決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采取兼并重組、債務重組或破產清算等措施，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眾所周知，融資租賃作為銀行資金“通道”，一個重要的資金輸送方向就是此類產能過剩和“企業辦社會”的“僵尸企業”，所以，此項工作的實質性推進，很有可能會造成部分通道租賃資產質量的快速惡化，進而導致部分融資租賃企業“退出”，形成對行業格局的局部影響。

　　

　　2、目標市場

　　

　　對于融資租賃企業這樣的自身依靠杠桿經營，同時通過資金投放，加大目標客戶企業杠桿的金融企業而言，似乎中央的“去杠桿”，不能算作一個利好消息。但是，考慮到現實存在的“杠桿轉移”，以及最高決策層對制造業升級疊加“雙創”所引發的“新經濟”動力的期望，根據報告的內容，我們以下將針對若干相關的目標市場，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對于這些報告精神所指引的融資租賃目標市場，我們依然沿用基于報告總體邏輯分析框架的兩個維度——“杠桿”和“有效需求”，展開討論。具體討論形式上，我們將以問題作為引導，通過對問題的剖析，來刻畫更加清晰的目標市場邊界，并對其作出評價。

　　

　　問題一：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舉國皆知，那么，地方平臺是否還能成為一個值得融資租賃企業涉足的領域？

　　

　　從目前國家治理的大邏輯來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是一個“去杠桿”的問題，而是一個加“長杠桿”的問題，換言之，問題的核心不是杠桿的“加減”，而是杠桿的“松緊”——杠桿不可過緊，其底線，即是“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去年的43號文，以及后續衍生出的地方政府發債和債務置換動作，其根本的目的不在于抑制地方政府的債務增長，而是要保證地方政府債務的增長不至失控。報告提出“發揮有效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作用”的同時，特意提點“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對財政實力強、債務風險較低的，按法定程序適當增加債務限額。各級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把每一筆錢都花在明處、用在實處”。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地方政府平臺等市場空間，依然存在，中央政府依然保持一個對地方政府適度債務增長的期望。只不過，增長的債務必須用于“有效投資”，“花在明處，用在實處”——這足可成為融資租賃公司面對地方政府目標市場進行風控判斷的不二法則。但值得關注的是，從現金流的角度，此處的“有效投資”，是從全局或者至少是從區域經濟系統角度而言的“有效”，奢望地方政府目標市場借助融資平臺負債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快速創造經營活動凈現金流入，是不切合實際的。比較中肯的判斷依據，應該是地方平臺是否有能力持續通過籌資活動實現總凈現金流結余，同時，一旦平臺出現償債危機，是否容易引發“系統性區域性風險”——這將決定隱含的救助式擔保是否存在。當然，具體的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需要結合具體項目，一一詳判，在這類工作的細節上稍有差池，則可能帶來巨大的潛在災難性后果。

　　

　　問題二：居民部門的“加杠桿”，對于融資租賃而言，是利好的“藍海”嗎？

　　

　　雖然報告提出“鼓勵金融機構創新消費信貸產品”，但是對此疑問，總體上，我們依然持謹慎的否定態度。原因有二：一是當前整體融資租賃行業中，企業結構幾乎都是依照為生產企業提供生產資料融資的目的，來進行構建的，快速轉向消費信貸方向，所付出的成本與難度巨大；二是消費信貸領域已有的競爭烈度，恐怕很難讓融資租賃企業在其中找到自身獨有的競爭優勢，無論就資金成本、市場渠道還是信息技術方面，都是如此。

　　

　　當然，我們也并不否認，存在一些居民部門杠桿相關的細分市場，值得融資租賃企業去關注。比如，考慮到中國新車的產銷量已經接近或超過頂點，并且，汽車市場又是另一個融資租賃的“傳統”目標市場領域，已經積累有相當的資源和經驗，所以，進一步開拓二手車市場，是值得考慮的。

　　

　　問題三：例如以“一帶一路”載體的國際產能合作，所可能帶來的外需增長，會成為融資租賃行業的“機會”嗎？

　　

　　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是：長期來看，是的；短期來看，未必。必須要明確一個簡明的邏輯次序：不是因為有外需——過剩產能輸出或國際產能合作，才需要有融資租賃來配合融資，而是相反，需要通過融資租賃的融資支持，來實現過剩產能輸出或國際產能合作。所以，這基本上是一項“政治意義大于商業意義”的任務，所以，那類租賃公司會領命前敵，不言而喻。從這個角度而言，當一些融資租賃公司因“去產能”而要從過剩產能行業退出時，而令一類金融或融資租賃公司卻擔負起，為這些過剩產能行業啟動外需的重任。但是，一旦過剩產能輸出或國際產能合作推進順利，將間接拉動國內各產業受益，進而會間接滋養融資租賃行業。

　　

　　問題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是否會再次啟動諸如工程機械、工程施工等行業，從而令這些“傳統”的融資租賃目標市場再度煥發活力？

　　

　　首先要明確的一個大基調是，供給側改革是主旋律，“當前發展中總量問題與結構性問題并存，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此可知，適度擴大總需求只是一種平滑經濟的緩沖措施，適度擴大總需求不是為了維系過剩產能，而是要為過剩產能的“有序退出”，創建時間窗口。對于融資租賃行業而言，2016年乃至十三五期間的基建投資，可能會緩和與此相關的存量租賃資產質量的惡化壓力，也同時提供給保有此類租賃資產的融資租賃公司一個轉型的時間窗口，但不應讓這些目標市場，過多或過度耗費融資租賃公司的資金資源。

　　

　　問題五：從融資租賃目標市場角度，如何看待報告提出的“把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說法？

　　

　　“節能環保”概念的外延很廣，此其稱之為“產業”的原因所在，從融資租賃的實際經營決策層面來看，必須將之進行細分，形成若干細分的目標行業。細分之后的一些行業市場，可以或者已經是融資租賃的目標市場，比如光伏、風電、核電等清潔能源領域，以及節能相關的“合同能源管理（EMC）”等。對于節能環保領域內的其他細分市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核心目標市場的選擇，必須嚴格遵守“現金流原則”，應清醒理性地告誡自己，融資租賃目前依然是以固定收益債權為主要性質的金融產品，政府的倡導與現實的現金流創造之間，可能還存在一道足以致命的鴻溝。與此相類似的，我們認為還有農業企業和農機融資租賃相關的目標市場。2015年底國家出臺的玉米收儲新政策，對農民收益的負面影響，已然反映在報告中：“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保障農民合理收益”，也就是說，從反面印證了我們先前就已經得出的結論。

　　

　　問題六：“雙創”對融資租賃行業會產生什么影響？

　　

　　目前主流融資租賃產品的固定收益性質，決定了其內在地傾向于尋找一個穩定的外部市場環境，并通過構建以效率見長的科層組織架構，來承載業務運營——實際上，這也正是中國融資租賃行業在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之間的十年中，成功實現融資租賃模式“本土化”的兩個關鍵支撐條件。但是，當前形勢的主題是“轉型”，在這樣的局面下，除了少部分擁有資金資源優勢的融資租賃企業，可以通過把握大中型企業群體市場，而堅持固守于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市場環境中以外，其他的實力偏弱的融資租賃企業將受到巨大的沖擊。回顧過去，這個結論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釋兩個現象：一是金融租賃企業群體在科層制結構下，保持了在租賃資產規模方面的快速增長；二是一些民營融資租賃公司，在2016年以前，以極少的人員所形成的極度松散的團隊式的組織架構，承載了同樣不斷激增的通道業務規模。

　　

　　進而，在“轉型”的大局面下，我們認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中國融資租賃行業的影響，在現階段看，主要體現在融資租賃產品內涵和融資租賃公司組織形式方面。這種影響折射到融資租賃公司的實際經營層面，即是會關涉到融資租賃企業的戰略定位謀劃和組織架構設定相關的重大決策。簡要概括而言，就是對于絕大多數的民營背景融資租賃公司來說，想要把握住“雙創”這個“風口”，在產品內涵方面，必然要加入股權產品內容，否則會形成強烈地風險收益反差；在企業組織形態方面，根據市場開拓能力所帶來的業務量規模不同，需要選擇股東領軍的小型精英團隊組織形式，或者是多金融牌照的“母公司-多個子公司”企業結構。

　　

　　當然，一些有實力有資源的大型金融或融資租賃企業，也可以進入“雙創”領域，其優勢在于資源的互補與組織間的營銷協同，但其劣勢也相當明顯：除非母公司層面有強大有力的監察稽核手段，否則，“代理人問題”所帶來的巨大道德風險，將會讓母公司時刻寢食難安。對此類問題，報告中也使用了謹慎措辭——“啟動投貸聯動試點”中之“試點”二字，即道盡了這種“近鄉情更怯”，如履薄冰一樣的，前行決心當中氤氳著的敬畏心態。

　　

　　文章來源：易佰融資租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