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東省及下轄各市經濟財政實力與債務研究（2017）

作者：新世紀評級公共融資部 郭燕

區域概況：山東省地處我國膠東半島，位于渤海、黃海之間，黃河橫貫東西，大運河縱穿南北，是我國重要的工業、農業和人口大省。2016年末，全省土地面積15.79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1.64%；總人口9947萬人，位列全國各省市[1]第二位，僅次于廣東省，較上年末增加99萬人。行政區劃方面，山東省下轄濟南、青島兩個副省級市、以及淄博、棗莊、東營、煙臺、濰坊、濟寧、泰安、威海、日照、萊蕪、臨沂、德州、聊城、濱州、菏澤十五個地級市；下轄縣級單位137個（包括市轄區54個、縣級市27個、縣56個），其中龍口市、榮成市、廣饒縣、膠州市等22個縣（或縣級市）為全國百強縣。整體看，依托較好的工業和農業經濟基礎，以及豐富的人力資源，山東省經濟體量大。

經濟實力：2016年，山東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70萬億元，仍位列全國各省市第三位，僅次于廣東省和江蘇省；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仍相對較小，全省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占比有所降低。當年，山東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6.77萬元，是全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1.25倍，排名全國各省市第九位；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速為7.6%，較上年下滑0.4個百分點，但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9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在全國占比9.0%，較上年下降0.14個百分點。

從下轄各市經濟情況看，2016年山東省內各市經濟均保持較快增長，增速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省內經濟發展格局仍呈現為沿海和省會城市經濟較發達，內陸城市經濟發展相對較均衡，以采礦、鋼鐵等傳統產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實力偏弱。當年，經濟總量排名前四位的仍然是青島市、煙臺市、濟南市和濰坊市，GDP均大于5500億元，其中青島市作為計劃單列市，經濟實力強，GDP規模已超萬億元；對采礦業、鋼鐵等傳統產業依賴度較高的日照市、萊蕪市經濟實力仍偏弱，在省內排名墊后，GDP均小于2000億元；除上述地區外，省內其余各市經濟總量分布相對較均衡，GDP均處于2000億元至4500億元之間。從經濟增長情況，2016年聊城市、泰安市、菏澤市經濟增速放緩較多；濱州市、萊蕪市、東營市固定資產投資呈低速增長或負增長，未來需關注上述各市經濟發展情況及前景。

財政實力：得益于經濟體量大，山東省財政實力雄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大，2016年為5860.18億元，排名全國各省市第四位，僅次于廣東省、江蘇省和上海市；與經濟總量相比，山東省單位地區生產總值形成財政收入的能力[2]相對較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7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98個百分點，排名全國各省市第26位。2016年，山東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為2962.39億元，基本與上年持平，主要得益于非稅收入和上級補助收入增加，山東省財政實力有所增強，當年財政收入合計[3]1.13 萬億元，較上年增加526.68億元。同年，全省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71.88%，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為66.93%，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質量和自給能力有待提升。

從下轄各市財政實力看，2016年山東省內沿海三市青島市、煙臺市、濰坊市和省會城市濟南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大，均大于500億元，其中青島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千億級規模、在山東省內排名首位；日照市、萊蕪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小，分別為128.73億元和53.00億元，在山東省內排名墊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預算規模均處于140億元至400億元之間。從收入增長情況看，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的東營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負增長的棗莊市、進出口負增長的日照市以及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偏低的德州市稅收收入下降較多；煙臺市、萊蕪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降幅較大，但當地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的貢獻度不高，對地方財力穩定性的影響相對較小。除上述各市外，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貢獻度較大的威海市連續兩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呈較大幅度負增長，未來需關注當地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和土地出讓情況。

債務狀況：2016年末，山東省政府債務[4]余額（含青島市）為9444.4億元，排名全國各省市第二位，僅次于江蘇省。當年末，全省（含青島市）政府債務余額較上年末增加385.3億元。目前，地方政府債券是全省政府債務的主要構成部分，后續山東省待置換債務規模有限。2017年，山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青島市）為11217億元，較2016年政府債務限額（含青島市）增長9.6%。得益于財政實力雄厚，山東省政府債務風險整體可控，2016年末全省政府債務余額是當年財政收入合計的83%。

從下轄各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看，2016年末山東省內德州市、臨沂市、萊蕪市、泰安市和棗莊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較大，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青島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較輕，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能夠被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所覆蓋；其余各市該比率均處于100%至200%之間。從城投企業債務負擔看，山東省內各市通過發行債券舉債規模相對較小，2017年9月末各市城投企業存量債券余額均小于其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目前，省內大部分地區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尚可，僅日照市、濰坊市和濟寧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重，當年末上述三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萊蕪市、菏澤市、煙臺市和東營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輕，比率均小于50%。

一、山東省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一）山東省經濟實力分析

2016年，山東省經濟總量仍位列全國各省市第三位，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相對較小，全省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占比有所降低。當年，全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近一年來，省內發生了齊星集團等債務危機事件，相關企業主營業務與過剩產能行業高度相關，區域產業發展情況、金融環境及個體信用風險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需持續關注。

山東省是我國重要的農業、工業和人口大省，經濟總量規模大，2016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70萬億元，同比增長7.6%，增速較上年下滑0.4個百分點；同年，山東省經濟總量繼續位列全國各省市第3位，占全國地區生產總值的9.0%，受累于經濟增速下滑，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占比較上年下降0.14個百分點。當年，山東省三次產業結構為7.3:45.4:47.3，第三產業占比較上年提高2.0個百分點，產業結構有所調整。2017年上半年度，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為3.50萬億元，同比增長7.7%，當期三次產業結構為6.3:44.5:49.2。

從經濟特征看，山東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成分占比相對較高；省內人口眾多，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較小；工業發展以重工業為主，面臨產業轉型升級和環保壓力。近一年來，山東省內發生了齊星集團等債務危機事件，相關企業主營業務與鋁業、銅業、光伏等過剩產能行業高度相關，區域產業發展情況、金融環境及個體信用風險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需持續關注。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年山東省國有控股企業為17766個，較2014年增加3104個，占全國國有控股企業個數的6.10%。同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資產規模為2.83萬億元，較2014年增加0.27萬億元，占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資產的7.13%；當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為1.98萬億元，較2014年下降0.25萬億元。整體看，山東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成分占比進一步提高，但相關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2016年，山東省仍是我國第二大人口大省，地區總人口為9947萬人，較上年增加100萬人；同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6.77萬元，較上年增長5.51%，是全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1.25倍，降序排名全國各省市第九位，與經濟總量相比，排名仍相對靠后。

經濟發展驅動力方面，投資和消費仍然是拉動山東省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全省進出口發展情況有所好轉。2016年，山東省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為5.24萬億元，同比增長10.5%，增速較上年下滑3.4個百分點；當年，山東省房地產投資為0.63萬億元，同比增長7.3%，增速較上年提升6.0個百分點。同年，山東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06萬億元，繼續保持較高增速，同比增長10.4%。2016年，得益于進口總額大幅增長，山東省對外貿易增速由負轉正，當年出口總額增速雖有所回升但仍處于偏低水平。同年，山東省實現進出口總額1.55萬億元，同比增長3.5%，增速較上年提升16.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總額0.91萬億元，同比增長1.2%，增速較上年僅提升1.6個百分點。

金融環境方面，受經濟增速放緩、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山東省不良貸款率上升，2016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48%，較上年上升0.16個百分點，降序排名全國各省市第6位，高于全國平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0.59個百分點；其余各省市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排名前5位的分別為內蒙古自治區、云南省、福建省、山西省和吉林省。

（二）山東省財政實力分析

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大，但與經濟總量相比，單位地區生產總值形成財政收入的能力相對較差。2016年，主要得益于非稅收入和上級補助收入增加，山東省財政實力有所增強。

山東省財政收入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主，上級補助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預算補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可對地方財力形成重要補充。2016年，主要得益于非稅收入及上級補助收入增加，山東省財政實力有所增強。同年，全省財政收入合計1.13萬億元，較上年增加526.68億元。

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大，但與經濟總量相比，單位地區生產總值形成財政收入的能力相對較差。2016年，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5860.18億元，排名全國各省市第4位。其中，稅收收入為4212.59億元，規模基本與上年持平，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71.88%、較上年下降4.13個百分點；非稅收入為1647.59億元，較上年增加321.39億元，主要系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增加所致。同年，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7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1.64%）2.98個百分點，較上年下降0.03個百分點，排名全國各省市第26位。

2016年，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8755.21億元，較上年增加505.20億元，主要集中于教育、農林水事務、社會保障和就業、城鄉社區事務和醫療衛生等領域。當年，上述5個領域支出合計5564.74億元，較上年增加383.03億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為63.56%。同年，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6]為66.93%，較上年略微下降0.09個百分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能力有待提升。

上級補助方面，山東省一般公共預算補助規模較大，對地方財力形成重要補充，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補助收入為2428.58億元，以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收入為主，較上年增加219.48億元。同年，山東省一般性轉移支付收入為1041.79億元，較上年增加125.09億元；專項轉移支付收入為867.69億元，基本與上年持平。當年，山東省稅收返還收入亦增加較多，為519.09億元，較上年增加93.04億元。

政府性基金預算方面，2016年山東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為2962.39億元，規模基本與上年持平。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2409.15億元，較上年增加182.47億元，占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比重為81.32%。同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為3310.20億元，89.5%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能夠被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所覆蓋。

二、下轄各市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山東省下轄濟南、青島兩個副省級市，以及淄博、棗莊、東營、煙臺、濰坊、濟寧、泰安、威海、日照、萊蕪、臨沂、德州、聊城、濱州、菏澤十五個地級市。作為我國海岸線長度第四的省份，山東省有七個市為沿海城市[7]。目前，省內已形成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省會城市群經濟圈、西部經濟隆起帶、以及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格局。其中，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包括青島、東營、煙臺、濰坊、威海、日照六市及濱州市沾化區和無棣縣；省會城市群經濟圈包括濟南、淄博、泰安、萊蕪、德州、聊城、濱州七市；西部經濟隆起帶包括棗莊、濟寧、臨沂、德州、聊城、菏澤六市及泰安市寧陽縣和東陽縣；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包括東營、濱州兩市及濰坊寒亭區、壽光市、昌邑市，德州樂陵市、慶云縣，淄博高青縣和煙臺萊州市。

從各經濟區域的發展規劃看，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主要發展海洋經濟；省會城市群經濟圈主要依托省會城市優勢帶動周邊地區發展；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主要發展高效和循環經濟；西部經濟隆起帶主要致力于打造能源化工、生物醫藥、機電制造、農產品加工、商貿物流等產業基地。2016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14萬億元和0.91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8%和7.3%；同年，省會城市群經濟圈、西部經濟隆起帶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32萬億元和1.9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7.4%和7.6%[8]。

（一）下轄各市經濟實力分析

從下轄各市經濟總量看，2016年山東省內沿海三市青島市、煙臺市、濟南市和濰坊市GDP排名省內前四位，均大于5000億元；其中青島市作為計劃單列市，GDP規模已超萬億元，經濟實力在省內排名首位。同年，對采礦業、鋼鐵等傳統產業依賴度較高的日照市、萊蕪市經濟實力仍偏弱，在省內排名墊后，GDP均小于2000億元。除上述地區外，2016年省內其余各市經濟總量分布相對較均衡，GDP均處于2000億元至4500億元之間。

從經濟增長情況看，聊城市、菏澤市經濟總量省內排名靠后，人均經濟實力較弱，2016年受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影響、經濟增速放緩較多；泰安市經濟總量省內排名居中，2016年進出口總額呈負增長，當年經濟增速亦較大幅度下行；東營市人均經濟實力排名省內首位，但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呈大幅負增長；此外，濱州市、萊蕪市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低，未來需關注上述各市經濟發展情況及前景。

2016年，山東省內各市經濟均保持較快增長，增速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省內經濟發展格局仍呈現為沿海和省會城市經濟較發達，內陸城市經濟發展相對較均衡，以采礦、鋼鐵等傳統產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實力偏弱。當年，經濟總量排名前四位的仍然是青島市、煙臺市、濟南市和濰坊市，除濟南市外、其他三市均處于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內，地區生產總值均大于5500億元，分別為1.00萬億元、6925.66億元、6536.10億元和5522.70億元，其中青島市作為計劃單列市，經濟實力強，地區生產總值已突破萬億元；經濟總量降序排名最后兩位的仍然是以采礦業、制造業和電力等傳統工業為支柱產業的日照市，和以鋼鐵等相關產業為主導的萊蕪市，當年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670.80億元和702.76億元；其余各市經濟總量均處于2000億元至4500億元之間，其中大于3000億元、經濟實力排名依次為淄博市、濟寧市、臨沂市、東營市、泰安市和威海市，小于3000億元、經濟實力排名依次為德州市、聊城市、菏澤市、濱州市和棗莊市。

經濟增速方面，2016年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速為7.6%，省內各市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速區間為7.0%至8.5%，經濟增速排名靠前的分別為菏澤市、煙臺市、日照市、濰坊市、濟寧市和威海市，同比增速均高于8.0%；經濟增速較低的分別為聊城市、泰安市、德州市、濱州市、棗莊市、萊蕪市和東營市，同比增速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聊城市、泰安市和菏澤市經濟增速放緩較多，分別較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0.9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聊城市經濟增速放緩主要系工業經濟增速下降所致，當年聊城市主要工業產品紗、復合木地板、電力電纜、滾動軸承、農用化學肥料、拖拉機和汽車產量增速均較上年有大幅下降，其中農用化學肥料、拖拉機和汽車產量增速呈負增長。泰安市經濟增速放緩，原因一方面系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另一方面系旅游帶動的服務業經濟增速放緩，當年泰安市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6.3%和8.7%，分別較上年下降0.9個百分點和1.2個百分點。主要受工業經濟增速下降影響，菏澤市經濟增速放緩，當年全市主要工業產品家具、化學纖維、橡膠輪胎外胎、變壓器產量均呈不同程度負增長。

從人均經濟指標看，2016年東營市、威海市、青島市、煙臺市、淄博市和濟南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較大，分別為16.40萬元/人、11.42萬元/人、10.94萬元/人、9.84萬元/人、9.46萬元/人和9.10萬元/人；與當年全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相比，比率均超過150%。同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規模較小的為聊城市、臨沂市和菏澤市，分別為4.76萬元/人、3.88萬元/人和2.99萬元/人；與當年全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相比，比率均小于90%。

從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看，投資和消費是拉動山東省內各市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進出口對各市經濟發展的拉動力差距較大、對沿海城市的拉動力較強。固定資產投資方面，2016年山東省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增速10.5%，省內各市（除濱州市、萊蕪市和東營市外）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區間為10.0%至13.7%，處于較高水平；濱州市、萊蕪市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較低，分別為8.50%和2.7%；東營市固定資產投資呈負增長，同比增速為-19.8%，主要系第二產業投資同比下降31.2%至1292.93億元所致。從規模看，2016年青島市、煙臺市和濰坊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位列前三位，規模均超過5000億元，分別為7454.70億元、5297.22億元和5112.50億元；濟南市、臨沂市、濟寧市和淄博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列第四位至第七位，分別為3974.30億元、3603.30億元、3279.00億元和3099.80億元；萊蕪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位列末位、為635.67億元，其余各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處于1000億元至3000億元之間。

社會消費方面，2016年山東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0.4%，省內各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區間為8.4%至11.3%，均保持較高水平。從規模看，2016年青島市和濟南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位列首位和第二位，分別為4104.90億元、3764.80億元；煙臺市、濰坊市、臨沂市、淄博市和濟寧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列第三位至第七位，分別為2976.07億元、2514.90億元、2488.00億元、2155.00億元和2071.89億元；棗莊市、濱州市、東營市、日照市和萊蕪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低于1000億元，分別為892.30億元、889.70億元、789.72億元、660.09億元和347.80億元，排名后五位；其余各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規模處于1000億元至2000億元之間。

外貿方面[9]，山東省下轄各市進出口總額差異較大，沿海城市進出口總額規模較大，2016年青島市和煙臺市以655.00億美元和437.24億美元進出口總額位列省內前兩位，濰坊市、威海市、東營市和日照市以188.04億美元、179.23億美元、149.93億美元和123.5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分列省內三至六位，其余各市進出口總額均低于100億美元。從增速看，2016年山東省內多數地區進出口總額呈增長狀態，當年山東省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為3.5%，省內各市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區間為-12.7%至30%，除青島市、泰安市、煙臺市、棗莊市、日照市進出口總額增速為負外，其余各市進出口總額均呈正增長。

（二）下轄各市財政實力分析

與經濟實力相匹配，2016年山東省內沿海三市青島市、煙臺市、濰坊市和省會城市濟南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大，均大于500億元，其中青島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千億級規模、在山東省內排名首位；日照市、萊蕪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小，分別為128.73億元和53.00億元，在山東省內排名墊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預算規模均處于140億元至400億元之間。

從收入增長情況看，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的東營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負增長的棗莊市、進出口負增長的日照市以及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偏低的德州市稅收收入下降較多；煙臺市、萊蕪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降幅較大，但當地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的貢獻度不高，對地方財力穩定性的影響相對較小。除上述各市外，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貢獻度較大的威海市連續兩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呈較大幅度負增長，未來需關注當地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和土地出讓情況。

1. 下轄各市一般公共預算分析

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2016年山東省內財政實力排名靠前的為青島市、濟南市、煙臺市和濰坊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為1100.03億元、641.22億元、577.11億元和521.54億元；日照市、萊蕪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小，分別為128.73億元和53.00億元，在山東省內排名墊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均處于140億元至400億元之間，其中大于200億元的地區排名分別為濟寧市、淄博市、臨沂市、威海市、東營市、濱州市和泰州市，小于200億元的地區排名分別為聊城市、菏澤市、德州市和棗莊市。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構成看，2016年山東省內各市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下滑，稅收收入占比區間從2015年的70%至85%下降至2016年的66%至82%。其中，稅收收入占比相對較低的地區為青島市、淄博市、聊城市、濟寧市、東營市和棗莊市，2016年上述地區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9.21%、69.06%、67.53%、67.31%、66.45%和66.33%，均小于70%，其中青島市稅收收入占比較低主要系當年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大幅增長所致[10]；臨沂市和威海市稅收收入占比相對較高，分別為81.03%、80.22%，均大于80%，其中臨沂市稅收收入占比相對較高系非稅收入中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規模偏小所致[11]；其余各市稅收收入占比均處于70%-80%之間。

從稅收收入增長情況看，2016年日照市、東營市、德州市和棗莊市稅收收入規模下降較多，2016年稅收收入規模分別是2015年稅收收入規模的96.39%、95.11%、91.57%和86.39%；濟南市、淄博市和濱州市稅收收入增長相對較多，2016年稅收收入規模分別是2015年稅收收入的112.18%、106.48%和104.17%；其余各市稅收收入規模與上年相比，變動不大。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覆蓋程度看，2016年山東省下轄各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程度差別較大，其中沿海三市青島市、煙臺市、濰坊市，省會城市濟南市，以及東營市和淄博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均超過80%，收入對支出的覆蓋程度較好；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均低于80%，收入對支出覆蓋程度欠佳，主要依靠上級補助收入等彌補，其中德州市、聊城市、臨沂市和菏澤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排名省內后4位，分別為55.45%、52.40%、51.18%和43.19%。

2. 下轄各市政府性基金預算分析

從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看，2016年濟南市、青島市、濰坊市和威海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較大，分別為766.75億元、445.21億元、332.50億元和245.64億元，其中濟南市作為省會城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省內排名首位；沿海三市之一的煙臺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為111.73億元、排名省內第七位，排名第五位和第六位的分別為臨沂市和濟寧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較小的地區為棗莊市、東營市和萊蕪市，分別為53.58億元、43.51億元和12.36億元，降序排名山東省內最后三位。

從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增長情況看，2016年青島市、泰安市、棗莊市、淄博市、東營市、濟寧市、日照市、萊蕪市和煙臺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較上年均有所下降，其中青島市、泰安市降幅較小，小于20%；萊蕪市、煙臺市降幅較大，處于40%至50%之間；其余各市棗莊市、淄博市、東營市、濟寧市和日照市降幅處于20%至30%之間。同年，濟南市、菏澤市、聊城市、德州市、威海市、濱州市、臨沂市和濰坊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規模較上年有所增長，其中濟南市、菏澤市、聊城市增幅較大，大于30%；德州市、威海市、濱州市增幅次之，處于10%至20%之間；臨沂市、濰坊市增幅較小，小于10%。

從地方財力的穩定性看，2016年濟南市和威海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的貢獻度高，分別是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19.58%和94.30%，地方財力易受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及當地土地出讓情況影響；濰坊市、日照市、臨沂市和菏澤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地方財力的貢獻度次之，分別是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63.75%、59.00%、53.99%和53.80%；其余各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50%，其中濱州市、淄博市、萊蕪市、東營市和煙臺市政府性基金預算對地方財力的貢獻度較小，分別是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8.07%、26.74%、23.33%、19.61%和19.36%，比率均小于30%。

從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看，2016年沿海三市青島市、煙臺市、濰坊市和濟南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仍較大，分別為1369.10億元、551.02億元、443.20億元和1163.90億元；棗莊市、日照市、萊蕪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較小，分別為158.92億元、158.50億元和26.43億元，排名省內最后三位；其余各市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處于200億元至400億元之間，淄博市房地產開發投資數據缺失。

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看，2016年臨沂市、濰坊市、煙臺市、棗莊市和威海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呈負增長，其中煙臺市、棗莊市、威海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已連續兩年呈負增長且增速較上年均有所下滑，當年威海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較上年下降19.00個百分點至-31.30%，煙臺市、棗莊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分別較上年下降8.40個百分點、1.40個百分點至-9.20%、-14.90%。同年，山東省內其余各市（除淄博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呈正增長，其中日照市、泰安市、聊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較高，同比分別增長45.60%、33.90%和30.50%，增速均大于30%；青島市、濟寧市、濟南市和萊蕪市房地產開投資增速次之，處于10%至25%之間；菏澤市、東營市、濱州市和臨沂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呈低速增長，增速均小于10%。

三、山東省及下轄各市債務狀況分析

（一）山東省債務狀況分析

山東省政府債務規模排名全國各省市第二位，地方政府債券是政府債務的主要構成部分，后續山東省待置換債務規模有限。得益于財政實力雄厚，全省政府債務風險整體可控。

政府債務方面，2016年山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青島市）為10239億元，當年末山東省政府債務余額（含青島市）為9444.4億元、較上年增加385.3億元。2017年山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青島）為11217億元，較2016年山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青島）增長9.6%。

截至2017年9月末，山東省（含青島市）地方政府債券存量余額為8976億元，是山東省政府債務的主要構成部分，占2017年山東省政府債務限額的80.02%。從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利率看，山東省（不含青島）5年期公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平均發行利率為3.93%，僅高于同期限各省市（含計劃單列市）5年期公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平均發行利率（3.85%）0.08個百分點。

山東省政府債務規模大，2016年末政府債務余額（含青島市）排名各省市第二位，僅次于江蘇省。當年末，山東省政府債務余額（含青島市）是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61%，低于各省市平均水平（223%）62個百分點。與地方財力相比，當年末山東省政府債務余額（含青島市）是2016年全省財政收入合計的83%，整體看山東省政府債務風險可控。

從城投企業帶息債務看，2016年末山東省內120個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為1.06萬億元，是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的112%，與地方財力相比，風險仍可控。2017年9月末，上述城投企業存量債券余額為3020億元，占2016年末帶息債務余額的28.5%，整體看山東省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不大。

（二）下轄各市債務狀況分析

從政府債務償付壓力看，2016年末山東省內德州市、臨沂市、萊蕪市、泰安市和棗莊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較大，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青島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較輕，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能夠被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所覆蓋；其余各市該比率均處于100%至200%之間。

從政府債務規模看，2016年末山東省內濰坊市、青島市、煙臺市、臨沂市、濟南市和濟寧市政府債務規模較大，分別為1008.4億元、950.6億元、815.2億元、812.0億元、809.6億元和606.3億元，排名省內前六位，均大于600億元；聊城市、東營市、菏澤市、日照市和萊蕪市政府債務規模較小，分別為294.7億元、262.4億元、229.6億元、217.5億元和136.7億元，降序排名省內后五位；除上述地區外，其余各市政府債務規模均處于300億元至600億元之間。

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比，2016年末山東省內德州市、臨沂市、萊蕪市、泰安市和棗莊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較大，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分別為305%、276%、258%、222%和213%；其余各市政府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200%，其中青島市該比率為86%、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可覆蓋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

從城投企業債務負擔看，山東省內大部分地區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尚可，僅日照市、濰坊市和濟寧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重，當年末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萊蕪市、菏澤市、煙臺市和東營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輕，該比率均小于50%。從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看，山東省內各市2017年9月末城投企業存量債券余額均小于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各市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可控。

從城投企業帶息債務情況看，山東省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主要集中于青島市、濰坊市、濟寧市和濟南市，2016年末上述4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分別為1685.3億元、1220.8億元、831.2 億元和599.3億元，均大于500億元；當年末政府債務規模較大的臨沂市、煙臺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較小，分別為360.8億元和174.8億元；聊城市、棗莊市、菏澤市、東營市和萊蕪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規模較小，當年末余額均小于110億元；其余各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均處于150億元至500億元之間。

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比，2016年末山東省內日照市、濰坊市和濟寧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重，當年末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分別是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52%、234%和212%，比率均大于200%，其中日照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集中于日照港集團有限公司；濰坊市本級和下轄區縣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規模均較大，分別占比46.3%和53.7%；濟寧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分布與濰坊市類似，當年末市本級和下轄區縣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規模分別占比43.6%和56.4%。威海市、青島市、淄博市、臨沂市和泰安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次之，當年末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分別是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75%、153%、123%、123%和123%；其余各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較輕，當年末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100%，其中萊蕪市、菏澤市、煙臺市和東營市該比率均小于50%。

從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看，山東省內各市2017年9月末城投企業存量債務余額均小于其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轄地區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均可控，其中威海市、濰坊市、濟寧市、日照市和泰安市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相對較重，2017年末城投企業存量債券余額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比，比率分別為96%、84%、80%、63%和54%，均大于50%；其余各市該比率均小于50%，其中聊城市、東營市、棗莊市、煙臺市、菏澤市城投企業存量債券償付壓力較輕，該比率均小于25%，分別為22%、15%、14%、14%和8%。

[1]各省市指31個省級行政區，包括22個省（不含臺灣），5個自治區和4個直轄市，下同。

[2]“單位地區生產總值形成財政收入的能力”中“財政收入”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同。

[3]本文財政收入合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補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補助收入。

[4]政府債務即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下同。

[5]西藏自治區2016年稅收占比數據缺失。

[6]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0%

[7]7個沿海城市分別為青島市、煙臺市、威海市、日照市、濰坊市、東營市和濱州市。

[8]由于區域范圍有重疊，2016年四大經濟區域地區生產總值合計數大于全省地區生產總值。

[9]部分市進出口總額為億元，根據2016年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平均匯率（1美元=6.6423人民幣）折算。

[10]2016年，青島市非稅收入為338.66億元，較上年增長47.94%，主要系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較上年增長88.10%至186.57億元所致。同年，青島市稅收收入占比較上年下降8.03個百分點至69.21%。

[11]臨沂市以食品、冶金、化工、木業、機械、建材、醫藥、紡織服裝八大產業為支柱產業，非稅收入中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規模偏小。2016年，臨沂市非稅收入為55.77億元，其中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為6.45億元，占比11.56%；同年，臨沂市稅收收入占比為81.03%，較上年下降2.37個百分點。

[12]淄博市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及增速數據未獲取。

二、浙江省及下轄各市經濟財政實力與債務研究（2017）

作者：新世紀評級公共融資部 張雪宜

區域概況：浙江省位于我國東南沿海，與上海、江蘇同為長江三角洲核心省份，也是長江經濟帶的覆蓋省份。全省陸域面積10.55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26萬平方公里，設舟山寧波港，轄11個地級市。雖然是我國陸域面積較小的省份之一，但浙江省具有良好的產業基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

經濟實力：浙江省民營經濟活躍，特色區域工業經濟發達，專業市場發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經濟的發力，全省經濟實力處于全國領先水平。2016年，浙江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65萬億元，居全國第4位；增速為7.5%，高于全國水平0.8個百分點。在G20峰會、國家信息經濟示范區等利好因素的影響下，2016年浙江省經濟平穩增長，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房地產投資及進出口實現回升。當年全省房地產開發投資7469億元，同比增長5.0%，增速較2015年提升7.1個百分點；全省貨物進出口總額2.22萬億元，同比增長3.1%，扭轉了2015年負增長的局面，其中出口1.77萬億元，同比增長3.0%，增速居沿海主要省市之首。

從下轄地級市情況看，2016年杭州市和寧波市經濟實力在省內依然保持顯著領先地位，地區率先推進信息、海洋、制造等產業轉型，產業結構相對優化，投資拉動的特征逐步弱化。2016年杭州市和寧波市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1.11萬億元和8541.11億元，增速分別為9.5%和7.1%，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5.1%和10.1%，相較于其他地級市，處于較低水平；溫州市、紹興市、臺州市等仍為制造業強市，經濟水平在省內排名中上游，但2016年經濟增速總體有所放緩；衢州市、舟山市和麗水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靠后，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在1200億元左右，經濟仍以投資拉動為主，其中舟山市經濟增速為省內最快，為11.3%。

財政實力：以良好的產業基礎為依托，浙江省綜合財力居全國前列，且具有相對健康的貢獻結構。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5301.98億元，增長9.8%，其中稅收收入為4540.08億元，稅收比率僅次于上海和北京；受房地產市場帶動，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現顯著回升，2016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為3930.06億元，同比增幅達53.8%。

從下轄各地級市情況看，2016年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保持增長，但主要受“營改增”因素影響，增速總體低于2015年水平。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及質量的總體序列與經濟發展水平序列差異不大。其中，杭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402.38億元，稅收比率為91.93%，規模及質量顯著優于其他地區，寧波的規模優勢也相對突出，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114.54億元，衢州市、舟山市、麗水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水平及質量相對偏弱，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略超100億元。同年，各地級市基本扭轉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麗水市外，其余地級市均實現兩位數增速的增長。2016年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為1263.36億元，規模優勢依然最為顯著；溫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對財力的貢獻度最高，2016年其政府性基金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為107.62%。

債務狀況：政府債務方面，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政府性債務。但隨著債務管理的規范，近年來浙江省政府債務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債務得到大力度清理。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寧波）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6994.2億元（未含當年新增外債0.9億元），較2015年末增長8.85%，或有債務余額為2333.3億元，較2015年末減少40.94%。目前全省存量債務置換接近尾聲，新增債務嚴格限額管理，總體債務風險可控。

從下轄各地級市情況看，經濟發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級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相對集中于市本級，經濟水平稍遜的地區債務壓力在行政層級上有所下沉，總體來看，湖州市、麗水市、嘉興市政府債務壓力相對較大。浙江省城投平臺在債券發行領域較為活躍，截至2017年9月末，各地級市城投平臺債券余額合計4014.11億元，規模僅次于江蘇省和湖南省。包括債券在內，各地級市平臺帶息債務情況存在較明顯的分化，其中紹興市、湖州市、舟山市的平臺債務負擔相對較重。

一、浙江省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一）浙江省經濟實力分析

浙江省民營經濟活躍，特色區域工業經濟發達，專業市場發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經濟的發力，全省經濟實力處于國內領先地位。2016年在G20峰會、國家信息經濟示范區等利好因素的影響下，浙江省經濟平穩增長，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房地產投資及進出口實現回升。

浙江省位于我國東南沿海，地處長江三角洲南翼，是長江經濟帶的覆蓋省份，與上海、江蘇、安徽、江西和福建接壤，全省陸域面積10.55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26萬平方公里。雖然是我國陸域面積較小的省份之一，但浙江民營經濟活躍，特色區域工業經濟發達，專業市場發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經濟的發力，浙江省經濟總量及發展水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2016年，浙江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65萬億元，保持了全國第4的地位，同比增長7.5%，增速高于全國水平0.8個百分點，雖較2015年（8.0%）略有下降，但尚屬平穩區間；人均GDP為8.35萬元，為全國水平的1.55倍。

從三次產業結構看，自2014年第三產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以來，浙江省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升。2016年，浙江省實現第一產業增加值1966億元，同比增長2.7%；實現第二產業增加值2.05萬億元，同比增長5.8%；實現第三產業增加值2.4萬億元，同比增長9.4%。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由2015年的4.3:45.9:49.8調整為4.2:44.2:51.6，三產比重進一步提高1.8個百分點，其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達62.9%。

浙江省具有較強的產業基礎，民營經濟活躍，在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6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省上榜數為134家，連續18年居全國首位。以民營經濟為主導力量，經過多年發展，全省已形成發展成熟的特色區域經濟、數量眾多的規模性專業市場，涉及制造、加工、建筑、運輸、養殖、紡織、工貿、服務等多個領域，如海寧皮革服裝、諸暨珍珠、嵊州領帶、樂清低壓電器和永康五金制品等在全國享有較高知名度，同時該類細分產品也占有較高的國內市場份額。運作模式方面，浙江省主要發展以消費品市場為中心、專業市場為特色、生產資料市場為后續、其他要素市場相配套的商品交易網絡，多年來同樣取得了顯著的交易業績，形成了很強的市場影響力。

近年來紡織服裝、化工和裝備制造等傳統支柱產業依然為浙江省經濟發展提供基礎，但同時也面臨電器、服裝、五金等商品消費需求下滑，實體商品交易市場運營受網絡沖擊等挑戰。為此，浙江省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2014年明確把加快發展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七大產業作為重點發展方向，2017年文化產業被新增列入浙江省重點發展產業之一。

具體來看，在工業方面，2016年浙江省工業平穩增長，結構持續優化。2016年浙江省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4萬億元，同比增長6.2%，其中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0.9%、10.1%和8.6%，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較2015年提高2.0、2.0和0.5個百分點至38.8%、40.1%和22.9%。從重點發展的產業看，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健康制造業、環保制造業增加值分別較2015年增長13.6%、9.6%、8.9%和7.4%，拉動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4、1.3、0.3和0.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工業領域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的成效持續顯現。據浙江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產品中，紙漿、水泥熟料、人造板、水泥、粗鋼產量分別下降19.5%、9.9%、7.8%、4.1%和1.6%；2016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3312億元，占全國的比重較2015年下降0.2個百分點至8.3%，產成品存貨較2015年末僅增長1.7%，增速低于全國1.5個百分點；同期末，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較2015年末下降1.8個百分點至55.4%，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4個百分點；2016年，浙江省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4.1元，較2015年下降0.6元，低于全國水平1.4元。

在服務業方面，2016年浙江省服務業快速發展，其中信息經濟、現代金融、旅游經濟為轉型升級的主導產業，房地產業顯著回暖。2016年浙江省率先獲批國家信息經濟示范區，全年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3911億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為8.4%，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達16.7%，以阿里巴巴、海康威視、大華、安恒信息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企業在浙江不斷壯大，杭州智慧城市的試點已取得明顯成效，與此同時，阿里百川計劃、騰訊創業基地、華為全球計算創新中心等落戶浙江，為信息產業的創業創新帶來動力；2016年浙江省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6%，同年末本外幣存、貸款余額分別較2015年末增長10.2%和7.0%，此外浙江省境內上市公司329家，其中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公司分別占全國的15.9%和10.5%，居全國前列；2016年G20峰會于杭州舉辦，極大提升了浙江的聲譽和杭州的城市品牌，對區域內旅游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起到明顯促進作用，當年浙江省旅游總收入8093億元，同比增長13.4%，旅游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7.1%。此外，2016年，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作用下，浙江省商品房銷售旺盛，房地產投資有所回升。當年全省商品房銷售面積863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44.3%，商品房銷售額9605億元，同比增幅達52.5%；房地產開發投資7469億元，增長5.0%，扭轉了2015年負增長的局面。

此外，近年來在“海洋強國”戰略的指導下，浙江省以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和舟山群島新區建設為契機，大力推動“寧波-舟山港”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開展深度合作，已初步構筑起以寧波和舟山為中心、杭嘉溫臺為兩翼發展格局。2016年，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平穩，海洋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6700億元，同比增長8.4%，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4.4%。

浙江省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占比保持平穩，支出結構較為穩定。其中，投資和消費是拉動全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近年來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合計數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保持在90%左右。2016年浙江省重點領域投資增長較快，投資結構持續優化，全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96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其中第三產業投資占比67.89%。2016年浙江省重大產業項目、重大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分別完成投資9593億元、3998億元、3157億元和330億元，同比增幅分別為17.6%、35.3%、14.3%和51.9%；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2745億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物聯網產業、新能源汽車、海洋新興產業、核電關聯產業等投資分別增長32.0%、29.9%、16.4%和12.1%，實現較快增長，而化纖、造紙、有色金屬等高污染、高耗能行業投資分別下降21.6%、11.2%、8.0%。 消費方面，2016年浙江省消費增速進一步提升，同時創意設計、網絡約車、在線教育和醫療等消費新形式不斷涌現，拓展消費領域，增長動力有望持續。當年浙江省全社會零售總額為2,2萬億元，同比增長11.0%，其中網絡零售額為1.03萬億元，同比增長35.4%。對外經濟方面，2016年浙江省進出口依存度為47.8%，在沿海主要省市中[1]僅次于上海和廣東。2016年浙江省對外貿易有所回暖，貨物進出口總額2.22萬億元，較2015年增長3.1%，其中出口1.77萬億元，同比增長3.0%，增速居沿海主要省市之首、較2015年提升1.8個百分點；進口4536億元，同比增長3.7%，增速較2015年提升17.1個百分點，實現正增長。

（二）浙江省財政實力分析

以良好的產業基礎為依托，浙江省綜合財力位于全國前列，且具有相對健康的貢獻結構。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持續增長，稅收比率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房地產市場帶動下，當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現顯著回升。

以良好的產業基礎為依托，浙江省綜合財力位于全國前列，且具有相對健康的貢獻結構，2016年全省綜合財力為1.24萬億元，同比增長10.02%。近三年，以稅收收入為主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綜合財力的貢獻相對突出，且貢獻度逐年上升，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綜合財力的比重增至42.86%；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對浙江省綜合財力的貢獻度存在一定波動，但總體仍占有較主要份額，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占綜合財力的比重為31.77%，較2015年上升8.87個百分點。

從浙江省省本級財力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貢獻占主導地位，較之全省財力結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貢獻度相對較低。浙江省財力向下級政府傾斜力度大，因此從絕對數看，省本級財力占全省財力的比重相對較低，但考慮“省直管縣”財政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省本級政府財力的調配范圍，且省本級負責確定稅收分成比例及轉移支付分配政策，省本級實際具有較強的財力調配能力。

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在全國處于較高水平，近三年保持較快增長態勢，稅收比率在85%以上，收入持續性和質量較好。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5301.98億元，增長9.8%[2]，其中稅收收入為4540.08億元，稅收比率為85.63%，在全國31個省市中僅次于上海和北京。增值稅及營業稅是浙江省最主要稅種，其對稅收收入的貢獻度在50%左右，根據浙江統計信息網數據，2016年浙江省國內增值稅為1028.05億元，同比增長0.1%，營業稅及改征增值稅為1122.94億元，同比增長14.4%。此外，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和契稅也是相對主要稅種，2016年以上四者分別為704.69億元、317.10億元、184.30億元和304.79億元，個人所得稅及契稅的增幅較為顯著，2016年分別為19.3%和25.2%。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6974.25億元，可比增長10.0%[3]，當年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為76.02%，較2015年提升3.65個百分點。在支出結構方面，2016年浙江省剛性支出[4]占比52.39%，民生支出[5]占比37.80%。從主要支出科目看，當年公共安全、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的增速較快，均達到兩位數增長，增幅分別為22.4%、16.5%、12.0%和13.0%；交通運輸、文化體育與傳媒、節能環保、農林水務支出出現不同程度下降，當年增速分別為-16.2%、-4.0%、-3.9%和-2.3%。

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來源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近年來受房地產及土地市場景氣度等因素影響存在一定波動。2016年浙江省房地產市場顯著回暖，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長53.8%至3930.06億元。同年，由于新增建設用地審批面積增加，政府性基金支出亦顯著增長。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3756.02億元，增長45.9%[6]。從省本級情況看，2016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有所下降，為102.29億元，降幅為5.6%[7]；同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37.28億元，下降13.7%。雖然浙江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存在波動，但總體能覆蓋支出，預算平衡情況良好。

二、下轄各市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浙江省下轄杭州、寧波、舟山、紹興、嘉興、湖州、金華、臺州、衢州、麗水、溫州11個地級市。根據《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20）》，未來浙江省城鎮格局分為“三群四區七核五級”：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個城市群；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個都市區；嘉興、湖州、紹興、衢州、舟山、臺州、麗水為“七核”。浙江城鎮將分為長三角區域中心城市（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省域中心城市（嘉興、臺州、湖州、紹興、衢州、舟山、麗水）、縣（市）域中心城市（60個左右）、中心鎮（200個左右）和一般鎮（400個左右）五個等級。

在《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浙江省提出加快構建以四大都市區為主體、海洋經濟區和生態功能區為兩翼的“一體兩翼”區域發展新格局。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大都市區的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發展高端產業；舟山聚焦國家海洋戰略；衢州、麗水聚焦綠水青山戰略；湖州、嘉興、紹興、臺州作為區域中心城市，聚焦功能均衡，生產、生活、生態融合，宜居、宜業、宜游并重。

（一）下轄各市經濟實力分析

2016年杭州市和寧波市經濟實力在浙江省內依然保持顯著領先地位，該類地區率先推進信息、海洋、制造等產業轉型，產業結構相對優化，投資拉動的特征逐步弱化；溫州市、紹興市、臺州市等仍為制造業強市，經濟水平在省內排名中上游，但2016年經濟增速總體有所放緩；衢州市、舟山市和麗水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靠后，經濟仍以投資拉動為主，其中舟山市經濟增速為省內最快。

從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因浙江省內各地級市資源稟賦和發展戰略導向的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分化。從十三五規劃劃分的區域格局看，杭州、寧波、溫州、金義四大現代都市區經濟發展水平總體領先，除金華排名中游；生態功能區中紹興、嘉興、臺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靠前，湖州、衢州、麗水相對靠后；海洋經濟區舟山市目前經濟總量規模較小，但得益于地緣優勢和國家政策扶持，發展潛力大，2016年經濟總量超越麗水市。從2016年浙江省各地級市經濟總量及其占全省的比重看，各地級市經濟總量可分為三個梯隊，其中，省會城市杭州和計劃單列市寧波兩市為第一梯隊；傳統制造業較強的溫州、紹興、臺州、嘉興、金華五市為第二梯隊；湖州、衢州、麗水和舟山四市為第三梯隊。

從2016年的情況看，浙江省各地級市的經濟總量排序除舟山市超越麗水市外，其余較2015年無變化。杭州和寧波兩市的經濟總量仍在全省各市中占有絕對領先地位，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1.11萬億元和8541.11億元，經濟總量合計占各地級市合計的42.13%。經濟總量位于第二梯隊的五市經濟發展水平較為均衡，經濟總量合計占各地級市合計的45.15%。其中溫州市相對領先，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為5045.40億元，其余四市地區生產總值處于3000億元和5000億元之間，從高到低排名依次為紹興市、臺州市、嘉興市、金華市。經濟總量排名靠后的地級市為湖州、衢州、舟山和麗水四市，其中湖州市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為2243.10億元，較顯著領先于其余三市，其余三市地區生產總值較為相近，處于1200億元左右，其中2016年舟山市以28.29億元的優勢領先于麗水市。

從經濟增速來看，第一、第二梯隊中的絕大部分城市2016年增速較2015年有不同程度放緩，第三梯隊多數城市增速則有所提高。具體來看，舟山2016年經濟增速同比提高幅度最為顯著，為2.1個百分點，臺州次之，為1.2個百分點；麗水、衢州、溫州經濟增速也實現正增長，同比提高幅度分別為0.7、0.5和0.1個百分點；嘉興2016年經濟增速與2015年持平；其余地級市經濟增速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其中紹興降幅相對顯著，2016年其經濟增速同比下降1.6個百分點。

從人均指標來看，杭州市、寧波市及舟山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領先，2016年分別為12.14萬元、10.88萬元和10.64萬元，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35萬元，同時紹興市該指標也具有相對優勢，2016年為9.46萬元。其余各地級市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溫州市、麗水市和衢州市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全省水平的差距較為顯著，分別低于全省水平2.83萬元、2.77萬元和2.55萬元。

從經濟增長動力看，總體上2016年投資在拉動浙江省各地級市經濟增長方面仍占主導地位，除杭州外，當年其余地級市固定資產投資均實現了兩位數的較高速增長；各地級市消費亦實現較高速增長，且增速相近，多數處于11%左右；進出口的增長動力則相對缺乏，四個地級市2016年進出口總額呈現負增長，其余地級市增速也僅限于中低速區間。

具體來看，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杭州市以5842.42億元的投資額位居規模首位，但隨著G20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高峰期的度過，投資增速較2015年回落7.1個百分點至5.1%，是各地級市中唯一增速僅為個位數的城市。寧波市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961.39億元，規模位居第二，增速為10.1%，增速排名高于杭州，但低于其他地級市。溫州市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905.70億元，規模位居第三，同時也實現了13%的較高增速。舟山市、衢州市、麗水市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居各地級市末三位，但舟山市的投資增速較快，當年以15.5%的水平列省內第一。

在房地產投資方面，2016年各地級市投資額絕對規模的排序基本遵循經濟體量序列原則，但增速差異顯著。2016年衢州市房地產投資增速以24.9%位列第一，溫州市及金華市次之，分別為17.7%和16.7%，以上三市增速達兩位數，顯著高于其他地級市。臺州市、舟山市和湖州市2016年房地產投資同比下滑，當年降幅分別為3.3%、11.2%和15.2%。其余地級市2016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在3%-6%。2016年浙江省絕大多數地級市房地產投資扭轉了2015年負增長的局面，臺州市和舟山市2016年仍呈負增長，但降幅同比縮窄8.3和3.1個百分點，而湖州市降幅同比擴大9.6個百分點。值得關注的是，舟山市、湖州市等房地產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差異尤為顯著，2016年當地投資主要依靠基礎設施建設拉動。

消費方面，2016年杭州市、寧波市、溫州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位居規模前三，分別為5176.20億元、3667.63億元和3006.90億元，衢州市、麗水市和舟山市居規模末三位，分別為609.31億元、571.64億元和457.40億元；各地級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較為相近，其中溫州市以12.3%的水平位居第一，寧波市以10.3%的水平排名最末。

進出口方面，寧波市憑借港口等優勢以6262.09億元的規模位列全省第一，較顯著領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杭州市（4485.97億元）和金華市（3246.70億元），但受歐美市場需求不足等因素影響，其增速較為有限，2016年寧波市進出口額同比增幅為0.9%。2016年紹興市、臺州市和溫州市進出口總額分列全省第五至第七位，但呈現負增長，同比降幅分別為-1.8%、-0.2%和-1.3%。舟山市、湖州市、衢州市和麗水市的進出口總額均不超過1000億元，列全省末四位，但其中麗水市增速較快，2016年達7.1%，僅次于杭州市（8.7%）和嘉興市（7.2%），而舟山市進出口增長不盡理想，2016年為-4.2%，是全省進出口額降幅最大的城市。

（二）下轄各市財政實力分析

1.下轄各市一般公共預算分析

2016年浙江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保持增長，但主要受“營改增”因素影響，增速總體低于2015年水平。浙江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及質量的總體序列與經濟發展水平序列差異不大。其中，杭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及質量顯著優于其他地區，寧波的規模優勢也相對突出，衢州、舟山、麗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水平及質量相對偏弱。

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影響，浙江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存在分化，總體序列與經濟總量序列差異不大，但其中，2016年臺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少于GDP低于其的嘉興市，衢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少于GDP低于其的舟山市和麗水市。具體來看，2016年杭州市和寧波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超過1000億元，顯著領先于其他地級市，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溫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439.87億元，位列第三；紹興市、嘉興市、臺州市和金華市分列第四至第七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在300-400億元區間；湖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211.2億元，位列第八位；舟山市、麗水市和衢州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對有限，2016年在100-130億元區間，其中麗水市和衢州市財力較為相近，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為103.57億元和102.56億元。

從一般公共預算增速[8]來看，2016年浙江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保持增長，但主要受“營改增”因素影響，增速總體低于2015年水平。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前五名的地級市均實現兩位增長，包括臺州市、杭州市分別以15.19%和13.66%的水平位居增速前二，寧波市、嘉興市和湖州市的增速較為相近，在10.4%-10.8%區間。紹興市及舟山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分別為7.55%和6.74%，位于各市末兩位。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構成看，2016年浙江省下轄各市繼續保持較高的財政收入質量，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均處于80%以上。其中杭州市以91.93%的水平位列第一，舟山市以80.68%的水平居于最末。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覆蓋程度看，2016年浙江省下轄各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差異明顯，杭州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最高，為99.86%；嘉興市、寧波市和紹興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較高，處于85%-90%之間；其他各市均低于75%，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其支出的覆蓋能力相對欠佳，主要依靠上級補助收入等彌補，其中舟山、衢州、麗水三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最低，分別為48.02%、38.19%和30.31%。

2.下轄各市政府性基金預算分析

2016年浙江省各地級市基本扭轉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麗水市外，其余地級市均實現兩位數增速的增長，且當年收入基本能夠較好地覆蓋相應支出。2016年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優勢依然最為顯著，溫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對財力的貢獻度最高。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浙江省各地級市財力的重要補充。從絕對規模看，杭州市、寧波市和溫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列前三，2016年分別為1263.36億元、774.66億元和473.37億元；衢州市、麗水市和舟山市分列末三位，收入規模不足百億元，其中舟山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為65.97億元。從相對規模看，以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為參考指標，溫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對財力的貢獻度超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該比率為107.62%，衢州市、杭州市和麗水市政府性基金對財力的貢獻也相對較高，該比率在85%以上，其余各地級市該比率在80%以下，其中舟山市和臺州市該比率處于較低水平，分別為54.83%和50.20%。

從增速看，2016年浙江省各地級市基本扭轉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麗水市外，其余地級市均實現兩位數增速的大幅增長。其中，寧波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幅最為顯著，達157.01%，衢州市次之，增速為105.26%。嘉興市、杭州市、紹興市、金華市和舟山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較為顯著，2016年處于30%以上。湖州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僅為6.45%，而麗水市當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減少8.74%。

從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情況看，浙江省各地級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基本能夠對相應支出形成良好覆蓋。2016年寧波市、湖州市、嘉興市、杭州市、紹興市和臺州市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超過100%，溫州市、金華市和衢州市該比率在90%-100%區間，舟山市和麗水市該比率分別為89.80%和87.36%，位列全省各市末兩位，但仍屬尚好水平。

三、浙江省及下轄各市債務狀況分析

（一）浙江省債務狀況分析

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政府性債務。但隨著債務管理的規范，近年來浙江省政府債務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債務得到大力度清理。目前全省存量債務置換接近尾聲，新增債務嚴格限額管理，總體政府債務風險可控。

由于市政建設、交通運輸設施、保障性住房和農林水務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政府性債務。但隨著債務管理的規范，近年來浙江省政府債務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債務得到較大力度的清理。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寧波）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6994.2億元（未含當年新增外債0.9億元），較2015年末增長8.85%，或有債務余額為2333.3億元，較2015年末減少40.94%；浙江省（含寧波）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8390.8億元，低于當年全省債務限額9685.3億元，其中一般債務4814.5億元、專項債務3576.3億元。2016年末浙江省債務率為90.9%[10]。

以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2016年末浙江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含寧波市）是其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58倍，位列全國31個省（區）市該指標升序排列第8位，處于相對較低水平。

自2014年自發自還地方政府債券以來，浙江省存量債務置換進度加快，2015及2016年浙江省（不含寧波）分別發行地方政府債券2243.6億元和3582.7億元。根據公開信息，截至2017年10月11日，浙江省地方政府債券（含財政部代發、自行發行的地方政府債券）為7473.38億元，是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寧波）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1.07倍，是浙江省（含寧波）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0.89倍，由此判斷存量債務置換已接近尾聲。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提請審議浙江省2017年省級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財政部核定浙江省2017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10488.4億元，較2016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803億元，其中由浙江省政府及寧波市政府負責舉借的新增債務分別為751億元和52億元。

總體看，浙江省具有良好的產業及財力基礎，目前全省存量債務置換接近尾聲，新增債務嚴格遵循限額管理原則，且新增債務的形式及主體也有明確限定，政府債務風險整體可控。

（二）下轄各市債務狀況分析

浙江省經濟發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級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相對集中于市本級，經濟水平稍遜的地區債務壓力有所下沉。總體來看，湖州市、麗水市、嘉興市債務壓力相對較大。

浙江省各地級市相關債務數據根據公開資料整理，信息披露口徑不盡一致，本報告以盡可能統一口徑的數據進行分析，但不排除相關指標計算及可比性仍存在一定瑕疵[12]。從全市政府債務情況看，杭州市和寧波市2016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超過1000億元，位居前二，麗水市2016年末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68.62億元，規模處于相對較小的范圍。以2016年末政府債務余額與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進行比較，湖州市該比率最高，超過300%[13]；麗水市及嘉興市該比率次之，處于200%-260%區間；其余地級市該比率處于100%-200%區間，其中杭州市和寧波市該比率處于相對較低水平，寧波市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政府債務的覆蓋程度近80%，為各市最好水平。

從市本級政府債務情況看，2016年末杭州市和寧波市仍居規模前二，2016年末市本級政府債務余額均在500億元以上；溫州市和嘉興市本級債務規模相對較大，2016年末余額在300億元以上，分列三、四位；其余地級市本級政府債務規模在150億元以下，金華市本級政府債務規模最小，2016年末為56.62億元。以2016年末市本級政府債務余額與2016年市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為參考，寧波市和溫州市該比率最高，超過400%；杭州市和麗水市次之，在300%以上；金華市該比率最低，為130.46%。

從債務分布看，溫州市政府債務相對集中于市區，2016年末市區政府債務余額占全市債務余額的比重超過60%，占比為各市最高；同年末其余地級市市本級政府債務與全市政府債務的比率在40%以下，其中紹興市、金華市和臺州市2016年末市本級債務占比相對較低，分別為13.85%、11.03%和10.67%。總體來看，經濟發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級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相對集中于市本級，經濟水平稍遜的地區債務壓力有所下沉。

浙江省城投平臺在債券發行領域較為活躍，城投債規模位于全國前列。包括債券在內，各地級市平臺帶息債務情況存在較明顯的分化，其中紹興市、湖州市、舟山市的平臺債務負擔相對較重。

從浙江省存續期內城投債情況來看，截至2017年9月末，各地級市城投平臺債券余額合計4014.11億元，在全國30個省市[14]規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三位，次于江蘇省和湖南省。其中，杭州市和紹興市城投平臺債券存量最高，兩者分別為826.55億元和812.35億元，合計占全省城投平臺債券余額的40.83%；寧波市和嘉興市存量城投債規模也相對較大，2017年9月末分別為531.30億元和505.10億元，合計占全省城投平臺債券余額的25.82%；其余地級市存量城投債占比在10%以下，衢州市存量城投債余額最小，同期末僅29.40億元。

以存續期內城投債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浙江省內大部分地區城投債償付壓力尚可，紹興、湖州、嘉興、舟山四市城投債償付壓力相對較大，上述地區2017年9月末城投債存續余額對當地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08、1.80、1.30和1.28。其他地級市該比重均小于1，其中寧波、麗水、臺州和衢州四市該比率低于0.5，分別為0.48、0.43、0.43和0.29。

值得關注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好的區域，縣及縣級市城投平臺發行債券相對活躍。以縣及縣級市平臺為發行主體的債券存量占比較高的地區有金華市、嘉興市和湖州市，2017年9月末以上三市所轄（代管）縣及縣級市城投平臺債券余額占全市城投平臺債券余額的比重分別為94.60%、53.08%和48.58%。其中，金華市城投債的發行主體主要為義烏市平臺，嘉興市縣及縣級市城投債發行主體主要是海寧市和桐鄉市平臺，湖州市縣及縣級市城投債發行主體主要是長興縣和安吉縣平臺。

從浙江省城投平臺帶息債務情況來看，截至2016年末，各地級市城投平臺帶息債務合計1.72萬億元，在全國30個省市[16]規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五位，次于江蘇省、北京市、天津市和四川省。2016年末浙江省城投平臺帶息債務是當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3.24倍，該指標處于全國中游水平，位列30個省市[17]降序排列第16位。從各地級市看，浙江省城投平臺帶息債務主要分布于杭州市、寧波市和紹興市，2016年末以上三市的城投平臺帶息債務占比分別為24.52%、21.45%和17.39%，其余地級市占比在10%以下。紹興市及湖州市的城投平臺帶息債務負擔最重，2016年末城投平臺帶息債務分別為2987.78億元和1613.31億元，是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7.66倍和7.64倍，紹興市與湖州市2016年末城投平臺帶息債務分別是當年末政府債務余額的4.04倍和2.40倍，該指標列全省第一和第三位；舟山市和嘉興市城投平臺帶息債務負擔也相對較重，2016年末城投平臺帶息債務與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分別為4.55和3.85，列全省第三、第四；衢州市、金華市和麗水市城投帶息債務負擔相對較輕，2016年末上述指標分別為1.65倍、1.43倍和1.17倍。

[1]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下同。

[2]數據來自《關于浙江省2016年財政總決算和省級財政決算草案的報告》。

[3]數據來自《關于浙江省2016年財政總決算和省級財政決算草案的報告》。

[4]剛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務、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及公共安全支出。

[5]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住房保障。

[6]數據來自《關于浙江省2016年財政總決算和省級財政決算草案的報告》。

[7]數據來自《關于浙江省2016年財政總決算和省級財政決算草案的報告》。

[8]該部分內容中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以2015年及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絕對數計算而得，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9]未含紹興市2016年稅收收入。

[10]數據來自《關于2016年全省和省級預算執行情況及2017年全省和省級預算草案的報告》。

[11]未含寧波。

[12]在該部分分析中，舟山市、衢州市及溫州市2016年末全口徑政府債務余額未得，嘉興市2016年末政府債務采用當年末限額數據；湖州市2016年末市本級債務采用市級債務限額數據，杭州市和紹興市2016年末市本級債務采用市級債務口徑，溫州市2016年末市本級債務采用市區債務口徑，舟山市本級債務數據未得。

[13]湖州市2016年末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數據來源于《關于湖州市2016年全市和市本級預算執行情況及2017年全市和市本級預算草案的報告》。

[14]除西藏。

[15]此處不包括省本級城投債券余額。

[16]除西藏。

[17]除西藏。

三、湖北省及下轄各市州經濟財政實力與債務研究（2017）

作者：新世紀評級公共融資部

周曉慶 林麗

區域概況：湖北省位于我國中部，是全國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區位優越。全省國土總面積18.59萬平方公里，下轄12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良好的區位、交通及科教資源，支撐了湖北省地方經濟保持較快增長，經濟總量處于全國中上游。

經濟實力：湖北省是我國重要工業基地，在汽車、化工、冶金等領域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及產業集群，在國內外有較強競爭力。2016年，湖北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23萬億元，位列全國各省市第7位；增速為8.1%，高于全國水平1.4個百分點。但與此同時，湖北省部分主導產業仍面臨產能過剩壓力，2016年湖北省持續壓減粗鋼和煤炭產能、推進供給側改革。依托較好的區位交通及科教資源等優勢，湖北省新能源、光電子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同時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湖北省三次產業結構2016年調整為10.8:44.5:44.7。

從下轄各市州情況看，湖北省各市州經濟發展較不均衡，省會武漢市經濟發展顯著領先，且產業結構相對優化。2016年武漢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9萬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36.88%；定位為省級副中心的宜昌市和襄陽市全年生產總值分別為3709.36億元和3694.50億元，均不足武漢市的一半，其他市州經濟規模相對仍偏小，均不超過2000億元。湖北省各地區經濟增長仍較大幅依賴于投資增長，2016年除武漢市外，其他市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保持在兩位數，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工業經濟結構調整和產能去化等因素影響，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經濟雖保持增長，但大部分地區生產總值增速持續下行。

財政實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在全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受“營改增”政策全面推行等因素影響，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下滑明顯，且自給率偏低。2016年，湖北省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102.06億元，居于全國第9位；增速僅為3.22%，較上年下降13.88個百分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1]為48.30%。

從下轄各市州情況看，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分化較大，與其經濟規模較為匹配。武漢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及質量顯著領先于其余各市州，2016年達1322.10億元，稅收比率為82.59%；襄陽市和宜昌市排名次之，分別為320.70 億元和300.00億元，較上年均有一定下降；其他市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仍較小。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下滑，且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仍較低，收支平衡對上級補助的依賴程度較高。同期，武漢市土地交易市場回暖，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同比較大幅增長45.67%至1055.331億元，而其余大部分市州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

債務狀況：湖北省政府債務規模處于全國中游水平，其中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量維持較大規模，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5103.67億元，在全國31個省市中位列第14位。隨著政府債務置換以及地方債券發行的常規化，地方政府債券已成為湖北省政府債務的主要存在形式，2016年末湖北省以政府債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債務為4404億元，占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86.29%，而新增債務需遵循嚴格的限額管理，湖北省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從下轄各市州情況看，湖北省下轄各市州政府債務限額分布較不均衡，近半的政府債務額度集中在武漢、宜昌和襄陽三市，同時經濟發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級市政府債務限額相對集中于市本級。湖北省城投企業存續債券及帶息債務規模均較大，且相對集中于武漢市，2016年末武漢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為4632.02億元，占全省的比重為42.14%。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城投債余額的覆蓋程度尚可；但城投企業帶息債務償付壓力仍偏大，除恩施州外，湖北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蓋城投企業帶息債務。

一、湖北省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一） 湖北省經濟實力分析

湖北省是我國重要工業基地，長期以來第二產業在地方經濟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在汽車、化工、冶金等領域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及產業集群，在國內外有較強競爭力，但與此同時，湖北省部分主導產業仍面臨產能過剩壓力。依托較好的區位交通及科教資源等優勢，湖北省新能源、光電子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2016年湖北省經濟實力持續提升，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湖北省位于我國中部，地處長江中游，東鄰安徽，南界江西、湖南，西連重慶，西北與陜西接壤，北與河南毗鄰。全省國土總面積18.59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94%，下轄12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39個市轄區、24個縣級市、37個縣、2個自治縣、1個林區。湖北省區位優越，是全國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其省會武漢市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稱。同時省內高校眾多，科教資源較為豐富。區位和交通優勢及良好的科教資源，支撐了湖北省地方經濟持續保持較快增長。2016年湖北省經濟總量在全國排名中上游。當年湖北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23萬億元，經濟總量在全國各省市中位列第7位，較上年上升1位；按可比價格計算，較上年增長8.1%，增速較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但仍高于全國增速1.4個百分點。

隨著湖北省經濟的增長、城鎮化戰略的實施、農民工回鄉和就近就業，人口凈流出的現象有所改善，2016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885萬人，同比增長0.56%，湖北省人口在我國各省市中排名前列。2016年，湖北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5.50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02倍，位列各省市第11位，與經濟總量相比，排名略微靠后。

從三次產業結構看，湖北省近幾年隨著地方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湖北省三次產業結構由2015年的11.2:45.7:43.1調整為2016年的10.8:44.5:44.7，第三產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湖北省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形成了汽車、冶金、食品、石化、電力能源、紡織、電子信息等支柱產業，其中汽車是湖北省傳統的支柱產業，依托東風汽車作為產業龍頭，湖北省已發展成為國內第三大汽車工業基地，十堰-襄陽-武漢成為了我國知名的“汽車工業走廊”；圍繞武鋼發展的冶金產業，形成了武漢-鄂州-黃石為基地的鋼鐵工業基地；化學工業以武漢-荊門為基地；建材工業主要集中在黃石-宜昌；電子信息產業集聚在國內知名的“光谷”—武漢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光電子產業在國內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受部分資源型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壓力增大的影響，湖北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不斷推動新興產業升級和創新，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2016年湖北省壓減粗鋼產能338萬噸（不含武鋼壓減煉鐵319萬噸、煉鋼442萬噸）、煤炭產能1011萬噸。六大高能耗產業增加值占比下降至26.9%；同年，湖北省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0.7%和11.1%，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分別達8.3%和30.3%，較上年提高0.4個和1.2個百分點。具體來看，得益于武漢通用基地、雷諾等新增產能帶動以及車型結構調整加快，2016年汽車產量明顯提升，行業增加值增長13.9%，同比加快2.9個百分點；得益于大眾消費，食品行業增加值增長4.1%；自武石化和80萬噸乙烯檢修完畢恢復生產帶動下，石化行業增速增長8.7%；隨著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加快以及環保、去產能等政策措施，鋼材價格出現回升，鋼材產量也有所擴大，行業增加值增長0.6%；手機、集成電路圓片、光電子器件等產量持續增加，電子設備制造業2016年增加值增長11%。

服務業方面，湖北省擁有武當山、神農架、長江三峽、黃鶴樓等多處著名景點，旅游及相關產業發展潛力大。2016年全省國內旅游人數5.73億人次，增長12%；國內旅游收入4870億元，增長13%。旅游業的快速增長較好地促進了餐飲、住宿、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產業的發展，同時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也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新需求，湖北省服務業總量穩步增加。其中，金融業和營利性服務業增速分別達到12.4%和18.4%，均快于第三產業平均增速。隨著“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一系列戰略與政策的實施，湖北省未來服務業發展可期。

湖北省為傳統農業大省，2016年全省糧食總產量2554.11萬噸，下降5.5%。湖北省淡水水產品、油菜籽產量穩居全國第一，2016年水產品總產量470.8萬噸，增長3.3%；油菜籽產量為241.63萬噸。

作為內陸省份，長期以來消費和投資一直是拉動湖北省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多年來湖北省為進一步完善地方投資環境、穩定經濟增長，不斷加大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力度，2007年起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超過了消費。但2010年以來隨著民眾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的貢獻率開始逐年上升，并于2016年超過投資，達到59.8%，而投資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下降至45.6%，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則受外部環境不佳、經濟增長乏力影響，2010年以來貢獻率多為負數，未能有效促進湖北省經濟的增長。

具體來看，2016年湖北省繼續大力推動項目投資和建設，當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9503.88億元，同比增長13.1%，增速較上年下降3.1個百分點，但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中三次產業投資分別為889.94億元、12224.54億元和16389.40億元，分別增長41.8%、10.1%和14.2%，第三產業投資比重持續高于第二產業投資比重。湖北省房地產銷售市場保持增長，但投資趨于穩定，2016年全省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4296.38億元，增長1.1%，商品房銷售面積 7427.16萬平方米，增長18.9%，實現商品房銷售額4994.05億元，增長36.4%。消費方面，2016年湖北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5649.22億元，增長11.8%，增速較2015年（12.3%）略有下滑。隨著信息網絡的推廣和物流運輸服務的鋪開，網絡消費市場逐漸成為消費市場的增長點，2016年湖北省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企業實現網絡商品零售額456.90億元，增速達到53.6%。與此同時，新興消費引領消費升級，同年，湖北省汽車類、通訊器材類、計算機及其配套產品類商品零售額分別增長12.7%、46.5%和205.6%。對外貿易方面，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持續回落以及國外市場需求疲軟影響，2016年湖北省進出口為負增長，當年外貿進出口總額2600.1億元，同比下降8.3%。其中，湖北省部分大宗商品進口值下降，加之當年進口汽車零部件總額下降36.1%，導致進口額同比下降13.6%至880.0億元；化肥、鋼材、船舶等部分產能過剩行業出口下降也較明顯，當年實現出口額1720.1億元，較上年下降5.3%。

（二）湖北省財政實力分析

2016年，受“營改增”政策全面推行等因素的影響，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下滑明顯，且自給率偏低；但武漢等城市土地市場的回暖，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有所增長，上級補助收入進一步增加，湖北省財政收入保持增長。

2016年，湖北省公共預算收入受“營改增”全面推行等因素的影響，增速下滑明顯，但受益于上級政府的持續支持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增長，當年湖北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及上級補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合計為7865.86億元，同比增長7.04%，增速較上年提高5.78個百分點。

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在全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增長，但增速下滑明顯，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3102.06億元，居于全國第9位，同比增長3.22%，增速較上年下降13.88個百分點；同年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下滑，2016年稅收比率為68.44%，較上年下降0.98個百分點，主要系全省特大洪澇災害、全面推行“營改增”以及中央與地方增值稅分享比例調整等因素影響。不過同時，國家對于湖北省的財政補助力度顯著且持續，對湖北省財政收入形成了有力支撐，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上級補助收入為2840.57億元，同比增長6.34%。

與經濟總量相比，湖北省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9.60%，在全國排名第21位，排名較為靠后，單位地區生產總值形成財政收入的能力欠佳。

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主要涉及教育、交通運輸、農林水事務、社會保障和就業、一般公共服務、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城鄉社區等多個領域。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6422.98億元，同比增長4.73%，增速有所放緩。同期，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3]為48.30%，較上年降低0.71個百分點。整體看，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較低，主要依靠上級補助實現收支平衡。

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主要由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構成，來源集中于武漢市，變動主要受房地產及土地市場行情變化影響。2016年在武漢市房地產市場回暖、土地出讓面積和價格均有所增長的帶動下，全省實現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1906.54億元，同比增長15.21%；其中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為1603億元，扭轉了上年負增長的局面，當年增速為16.03%，占當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84.08%，較上年略增0.60個百分點。2016年，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完成2003.62億元，同比增長12.73%。從支出結構看，湖北省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主要為城鄉社區支出，城鄉社區支出則主要集中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安排支出。2016年，全省城鄉社區支出完成1780.72億元，同比增長13.63%，占當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的88.88%，與上年基本持平。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支平衡對中央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較低，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為95.15%，較上年略增0.79個百分點。總體而言，地方政府自身產生的基金預算收入基本能夠覆蓋其支出。

二、下轄各市州經濟與財政實力分析

湖北省下轄武漢市、黃石市、襄陽市、荊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荊門市、鄂州市、黃岡市、咸寧市、隨州市等12個省轄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個民族自治州，基本都處在長江沿線或長江經濟帶。從區域經濟特點來看，湖北地區原有的格局是“一強眾弱”，武漢地區與周邊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差異明顯。在湖北省持續加大對襄陽和宜昌建設省級副中心的支持力度的背景下，以襄陽和宜昌為核心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發展。

通過對湖北省各市州地區生產總值、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進行分析，大體上可以將湖北省區域經濟分為三個梯度：第一梯度是一主武漢市，該區域產業基礎良好，重工業發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第二梯度是由襄陽、宜昌組成，該區域經濟在湖北省處于中等水平；第三梯度是由黃岡市、黃石市、荊州市、荊門市、鄂州市、十堰市、隨州市、孝感市、咸寧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組成，該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從經濟總量看，2016年武漢市地區生產總值為1.19萬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36.88%；襄陽和宜昌兩地地區生產總值合計占湖北省地區生產總值的22.92%。從財政收入看，武漢市、襄陽和宜昌第二梯度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為1322.10億元和620.70億元，二者相差近一倍。目前，湖北省的經濟格局仍是武漢市獨大的局面，兩副距離真正的副中心定位仍有一定差距，省內其他區域短期內難以改變現有弱勢地位。

按照湖北省政府的規劃，在省內未來區域經濟發展將重點圍繞“兩圈兩帶”[8]開展。其中，武漢城市圈的定位在于“兩型”社會建設改革試驗，同時也是湖北經濟的重心。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圈，包括武漢、黃石、鄂州、孝感等城市。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位于湖北西部，長江、神農架林區、武當山合稱為“一江兩山”，是鄂西的主要旅游資源，宜昌和襄陽是鄂西的兩個核心城市。長江經濟帶重點是港口、航道和船型標準化建設，目的是打造“黃金水道”，突出建設武漢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和宜昌三峽物流中心。漢江生態經濟帶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區和影響區，利用自然資源推進水資源綜合利用、生態產業發展等。

（一）下轄各市州經濟實力分析

湖北省各市州經濟發展較不均衡，省會武漢市經濟發展顯著領先，其次為宜昌市和襄陽市，其他地區經濟規模相對而言仍偏小。各地區經濟增長仍主要依賴于投資增長，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工業經濟結構調整和產能去化等因素影響，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經濟雖保持增長，但大部分地區生產總值增速持續下行。

從經濟規模來看，2016年湖北省區域經濟繼續呈現分化格局，三個梯度之間涇渭分明。其中武漢市的經濟體量在全省繼續保持絕對領先的地位，2016年武漢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9萬億元，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36.88%，較上年略降0.03個百分點。宜昌、襄陽繼續保持第二和第三的位次，全年生產總值分別為3709.36億元和3694.50億元，均不足武漢市的一半。其余下轄市州的經濟規模均較小，地區生產總值均未超過2000億元。從經濟增速來看，受宏觀經濟增長壓力、產業結構調整和產能去化等因素影響，除黃石市和十堰市經濟增速在2015年大幅下滑后，2016年呈現一定的恢復性增長、鄂州市經濟增速維持不變外，其余市州地區生產總值增速較2015年均有一定的下滑。其中十堰市以8.9%的增速位列全省第1位，增速較上年提高1.4個百分點；增速最低的為黃石市，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為7.2%，但2016年在原材料價格回升、冶金和建材等傳統行業產值增長的帶動下，增速有所回升；黃岡市地區生產總值增速下降幅度最大，從2015年的8.9%下降到2016年的7.6%。

從人均經濟指標來看，2016年湖北省人均生產總值為5.49萬元[9]，同比增長8.35%。其中武漢、宜昌在該指標中繼續保持領先，二者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11.15萬元和9.00萬元，同比分別增長7.05%和9.25%，但經濟規模同樣較大的襄陽市僅為6.55萬元，與上述兩市有一定差距；此外，鄂州工業較為發達、人口數量少，由此在地區生產總值總量低的情況下，人均生產總值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7.50萬元，同比增長8.80%。湖北省其余市州人均生產總值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其中黃岡市和恩施州與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較為顯著，分別為2.73萬元和2.21萬元。

從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看，2016年其他各市州投資增長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增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次之，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小。其中武漢市投資、消費和出口規模在全省均占據絕對優勢。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2016年除武漢市外，湖北省其他各市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均保持增長，但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以及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增速有所放緩。其中，2016年武漢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7093.17億元，占全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4.04%，穩居全省各市首位，但受經濟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基數較大、傳統制造業投資減少等因素影響，呈現負增長。宜昌、襄陽分別以3191.15億元、3188.60億元的投資規模排名次之，兩地合計占全省的比重為21.62%。除武漢市外，其余各市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均實現了較高速增長，且增速水平較為接近，多數位于17%至18%之間，其中荊門市以18.9%的增速位列第一。

消費方面，2016年各市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實現持續增長，且增長水平在10%至14%之間，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中武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610.59 億元，占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35.85%。排名次之的襄陽、宜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325.30億元、1240.33億元。2016年荊州市成為第4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1000億元的地級市，為1056.13億元，其余各市州均不超過1000億元，隨州市、咸寧市和鄂州市居于末三位，分別為446.10億元、442.54億元和298.45億元。

進出口方面，在國外市場需求不足及商品價格回落影響下，2016年湖北省各市外貿形勢較為嚴峻。除黃岡市進出口總額增速為正增長外，其他地級市均為負增長。其中武漢進出口總額為236.38億美元，位列全省第一，進出口總額大幅領先于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宜昌（26.74億美元）、黃石（24.29億美元）和襄陽（19.36億美元），其他地區在本年度的進出口總額較小。增速方面，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各市進出口增長乏力，除黃岡市進出口總額實現8.6%的增速，其余地級市均呈現不同幅度的負增長，其中襄陽市和黃石市的降幅最大，2016年進出口總額分別同比下降19.7%和19.3%，武漢市、宜昌市、十堰市和襄陽市的降幅亦超過10%。

（二）下轄各市州財政實力分析

1．下轄各市州一般公共預算分析

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分化較大，與其經濟規模較為匹配，武漢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顯著領先于其余各市，襄陽和宜昌排名次之，其他市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較小。2016年，大部分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下滑，同時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較低，收支平衡對上級補助的依賴程度較高。

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分化較大，與其經濟規模較為匹配，且2016年大部分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11]出現下滑。其中，武漢市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322.10億元，同比增長10.1%，繼續遙遙領先于其他市州；緊隨其后的是襄陽市和宜昌市，分別為320.70 億元和300.00億元，較上年均有一定下降；其余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仍相對較低，多數規模在百億元左右，其中黃石市、荊州市、孝感市、黃岡市和十堰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超過100億元，分別為105.47億元、115.45億元、129.20億元、119.53億元和100.27億元，恩施州、鄂州市和隨州市公共預算財力位列末三位，分別為71.91億元、52.95億元和45.55億元。從增速來看，全省除荊州市、鄂州市和十堰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有小幅增長外（分別較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2.0個百分點和1.0個百分點），其他各市州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宜昌市和襄陽市下降幅度最大，增速較上年分別下降32.4個百分點和41.5個百分點，宜昌市下降主要系稅收構成中營業稅占比較高，受“營改增”推行的影響較大，襄陽市下降則主要系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和“營改增”推行的綜合影響，上述兩市亦為全省當年僅有的兩個增速為負的地級市，增速分別為-7.5%和-5.4%。其他市州中增速較低的是黃石市和隨州市，分別為5.4%和6.9%，其余均在10%左右或以上。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構成看，除武漢市外，2016年湖北省下轄各市州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較上年均有所下降，比重多處于65%附近，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質量較為一般。其中，武漢市稅收占比最高，2016年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82.59%，較上年提高1.03個百分點；咸寧市、宜昌市和襄陽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質量在全省處于末位，2016年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0.01%、58.90%和58.83%。

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看，2016年湖北省下轄各市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程度差別較大，除武漢市外的其他市州處于較低水平，多數地級市的公共預算收支平衡對上級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較高，且2016年過半市州自給率有所下滑。其中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排名前四位的武漢、宜昌、鄂州和襄陽分別為86.71%、55.70%、54.34%和54.02%，其他各市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均低于50%，排名末三位的黃岡市、荊州市、恩施州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分別為27.17%、29.76%和22.45%。

2.下轄各市州政府性基金預算分析

2016年湖北省房地產市場過半投資集中在武漢市，其他各市州的房地產投資出現明顯分化，不過規模仍偏小；受此影響，除武漢市土地交易市場回暖、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大幅增加外，湖北省大部分市州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現不同程度下滑。

盡管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房地產市場低迷、土地出讓收入規模有所下降，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得益于武漢市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大幅提升、土地成交單價和面積明顯提高，帶動了武漢市及全省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增長。2016年武漢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以絕對優勢位居第一，為1055.33億元，占全省的比重達55.35%；宜昌市和荊州市分別以116.46億元和92.48億元的規模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省的比重分別為6.11%和4.85%；規模在末四位的分別為恩施州、鄂州市、咸寧市和隨州市，分別為28.22億元、26.29億元、18.96億元和11.59億元。從增速來看，武漢市、荊門市、鄂州市和恩施州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均實現增長，其中武漢市的增速最高，達45.67%，荊門市次之，為21.23%；其余各市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均出現下降，降幅在2.00% 至38.54%之間，其中咸寧市、宜昌市和襄陽市的降幅分別為38.54%、28.19%和22.98%，下降幅度位居前三。

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比，2016年除武漢市和荊門市外，湖北省下轄大部分市州地方財力對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依賴度小幅下滑，降幅在1.69個百分點至15.75個百分點之間。荊州市、武漢市和荊門市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位列前三，分別為80.11%、79.82%和78.89%，處于較高水平，地方財力對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依賴度較大；黃岡市、黃石市、鄂州市和孝感市的地方財力對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依賴度次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處于45%至60%之間；其他各市地方財力對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依賴度均較低，其中襄陽市、咸寧市和隨州市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率分別為22.82%、22.75%和25.45%，依賴度位列全省末三位。

從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情況看，2016年湖北省下轄各市州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其支出的覆蓋程度尚可，但存在明顯的區域分化。其中，武漢市、黃石市和孝感市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水平位列前三，2016年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分別為108.60%、95.83%和95.32%，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能良好覆蓋支出；襄陽市、宜昌市和恩施州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對其支出的覆蓋程度欠佳，2016年政府性基金預算自給率分別為58.67%、64.62%和64.84%；余下各市中除黃岡市為88.82%、能形成較好覆蓋外，其余均在70%至80%之間，覆蓋程度較為一般。

2016年，湖北省房地產投資仍主要集中于武漢市，當年武漢市房地產投資完成額為2517.44億元，占全省房地產開發投資總額的58.59%；其后的是襄陽市、黃岡市和宜昌市，分別完成房地產投資340.80億元、265.73億元和244.18億元；其他市州房地產投資完成額規模偏小，僅黃石市、荊門市、孝感市和恩施州的規模過100億元，位列末三位的十堰市、咸寧市和鄂州市分別僅為87.30億元、56.99億元和22.88億元。

從房地產投資增速來看，湖北省下轄各市州差異較大，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的房地產投資完成額為正增長，其中受地區城市建設深入以及基數較低等因素影響，黃岡市和恩施州房地產投資增速上升較多，當年增速分列全省前二，分別為32.8%和29.5%，較上年分別提高18.0個百分點和19.2個百分點；增速為負的地級市包括武漢市、荊門市、孝感市和咸寧市，2016年增速分別為-2.5%、-15.0%、-6.7%和-4.9%，其中房地產開發熱度高的武漢市受前期開發投資規模已較大以及政策調控等因素影響，2016年房地產投資增速為負。

三、湖北省及下轄各市州債務狀況分析

（一）湖北省債務狀況分析

隨著政府債務置換以及地方債券發行的常規化，2016年末湖北省政府債務繼續增大，且主要以地方政府債券形式存續，目前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維持較大規模。

因湖北省持續進行市政建設、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棚戶區改造等方面的基建和民生投入，目前已積聚較大規模的政府性債務。截至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5103.67億元，較2015年末增加406.17億元，在全國31個省市中位列第14位。此外，截至2016年末政府或有債務中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為734.7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為2111.35億元。

以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是其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65倍，位列全國31個省市降序第22位，處于相對較低水平。

近年來國家陸續出臺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加強對政府性債務管控力度，明確發行政府債券為唯一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方式，對之前存量的政府債務進行置換，同時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根據財政部的規定，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2016年末湖北省以政府債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債務為4404億元，銀行貸款則為431.56億元，分別占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的86.29%和8.46%。2016年以來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仍較大，2016年及2017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分別發行地方政府債券1483.0億元和980.00億元。從公開發行債券利率情況看，2017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發行的5年期政府債券平均利率為4.05%，與全國其他公開發債省市相比處于較高水平。

債務限額方面，2016年湖北省政府債務限額為5253.5億元，其中：一般債務限額3394.3億元，專項債務限額1859.2億元，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未超過限額。2017年，湖北省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進一步增至5996.5億元，新增政府債務限額743億元（包括新增一般債務限額210億元，新增專項債務限額533億元）。

總體而言，湖北省經濟和財政實力在全國各省市中排名相對靠前，近年來隨著地方政府債的發行以及融資平臺的政府債務不斷化解及到期償還，地方政府債券已成為湖北省政府債務的主要存在形式，監管度和透明度均較高，而新增債務需遵循嚴格的限額管理，湖北省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二）下轄各市州債務狀況分析

湖北省下轄各市州政府債務限額分布較不均衡，近半的政府債務額度集中在武漢、宜昌和襄陽三市。根據公開渠道查詢到的武漢市、宜昌市、黃石市、隨州市、孝感市及襄陽市的債務余額情況，2016年末上述6市的債務規模與其經濟規模基本相匹配，均未超過債務限額。

根據公開披露的湖北省各市州2016年的政府債務限額[13]，各市州的債務限額規模分布較不均衡。武漢市債務限額規模遠超其他各市州，為2084.22億元，占全省的比重達34.76%；宜昌市和襄陽市分別以454.86億元和437.70億元的規模位列第二和第三，合計占全省的14.88%；其余債務限額相對較小的市州中，黃岡市、荊州市、十堰市、孝感市和恩施州的債務限額約在200億元至280億元之間，其他市州均在200億元以下，其中隨州市和鄂州市位于末兩位，分別為100.45億元和86.00億元。從債務限額分類看，所有市州皆以一般債務限額為主，專項債務限額占比較低，除武漢市和宜昌市的專項債務限額占比在40%左右外，其他市州都在20%至30%之間。從層級來看[14]，經濟發展水平靠前的地級市中心地區虹吸效應較強，相應的城鎮建設等各項投資需求持續高位，同時歷史積累的債務規模也較大，致使政府債務傾斜于市本級，經濟實力稍弱的地級市政府債務償付壓力則較為集中于下屬區縣。其中經濟實力靠前的武漢市、宜昌市和襄陽市的政府債務限額主要集中于市本級，市本級占比接近50%或以上，武漢尤其突出，市本級債務限額占全市的比重達87.05%，另外黃石市的占比亦處于50%以上，為51.56%；其余多數市州的市本級政府債務限額占比在30%至40%之間，政府債務限額主要分布于下屬區縣；孝感市、黃岡市和恩施州的市/州本級政府債務限額占比位于末三位，分別為20.56%、15.13%和9.58%。

以2016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黃岡市、荊州市、十堰市、隨州市和恩施州均在2倍以上，其中恩施州和十堰市的倍數分列前二，分別為2.86倍和2.73倍；其余各市的倍數均在1倍至2倍之間，公共財政實力較強的武漢市、宜昌市和襄陽市的倍數分別為1.58倍、1.52倍和1.36倍，在各市州中均處于較低水平。

根據公開渠道查詢到的武漢市、宜昌市、黃石市、隨州市、孝感市及襄陽市的債務余額情況[15]，2016年末上述6市的債務規模與其經濟規模基本相匹配，且均未超過債務限額。其中債務余額最高的為武漢市，為1959.10億元，占全省債務余額的38.39%；襄陽市和宜昌市隨之位列其后，分別為421.82億元和404.90億元，占全省的比重分別為8.27%和7.93%；其余3市的債務余額相對較小，其中隨州市債務余額在6市中最低，為86.25億元。以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前述6市2016年末的政府債務余額均為其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倍以上，其中倍數最高的是隨州市，為1.89倍；債務余額最高的武漢市為1.48倍；債務余額次之的襄陽市和宜昌市分別為1.31倍和1.35倍。

2016年以來湖北省下轄各市州城投平臺的存量債券及有息債務規模均主要集中于武漢市和省本級，各市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城投債的覆蓋程度尚可。但城投平臺帶息債務償付壓力偏大，除恩施州外，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蓋城投企業帶息債務。

從湖北省城投債存續規模看，截至2017年9月末，湖北省城投債存續數量283支，余額2667.44億元，位列全國各省市降序第10位。從存續城投債的地區分布情況來看，仍主要集中于經濟水平相對較高的市州。其中，武漢市存續期債券余額合計為798.30億元，占湖北省存續債券余額的29.93%；宜昌市和襄陽市存續期債券余額分別為202.60億元和171.50億元，合計占湖北省存續債券余額的14.02%；黃石市城投債余額也相對較大，2017年9月末為141.99億元，占湖北省余額的5.32%，其余市州城投債余額在百億元左右或以下，占比均不足5%，其中恩施州存量城投債余額最小，僅為19.50億元。

以城投債存續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湖北省內大部分地區城投債償付壓力總體可控。其中，黃石、荊門、隨州城投債償付壓力相對較大，上述地區2017年9月末城投債存續余額均超過當地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00%，分別為134.63%、116.79%和110.87%；經濟規模較大的武漢、宜昌和襄陽的該比例分別為60.38%、67.53%和53.48%；鄂州市和恩施州該比例在50%以下，居于末兩位，分別為47.59%和27.12%。

從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來看，截至2016年末湖北省城投企業的帶息債務余額為1.10萬億元，位列第9。以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與各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對比，2016年末湖北省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是其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3.54倍，居于降序第13位。

從湖北省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區域分布情況，武漢市的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規模在全省顯著大于其他市州城投企業，2016年末帶息債務余額為4632.02億元，占全省的比重為42.14%。經濟規模相對較大的宜昌市和襄陽市城投企業2016年末帶息債務余額分別為558.11億元和434.36億元，分列第二和第三；此外，黃石市和十堰市城投企業2016年末帶息債務余額均超300億元，分別為368.97億元和341.12億元，相對較高；其余市州城投企業的帶息債務余額多在100億元至200億元之間，余額最小的是恩施州，為42.14億元。

以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比，除恩施州外，湖北省各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蓋城投企業帶息債務。其中，武漢市、黃石市和十堰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最重，該比例分別達3.50倍、3.00倍和3.40倍。荊門市和隨州市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相對較大，2016年末其城投企業帶息債務余額分別是當地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2.48倍和2.02倍；其他地區該比例均不高于2倍，省內城投企業帶息債務負擔最輕的為恩施州，為0.59倍。

[1]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0%。

[2]西藏自治區2016年稅收占比數據缺失。

[3]一般公共預算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0%。

[4]公開資料未查到恩施州數據，該處不包括恩施州進出口總額。

[5]公開資料未查到恩施州進口數據，該處不包括恩施州進口額

[6]武漢市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數據為1570.1億元，根據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6年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6.6423元人民幣，按照該平均匯率換算為94.62億美元。

[7]其中十堰市數據系根據2016年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換算而來。

[8]“兩圈兩帶”，具體兩圈是指武漢城市圈和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兩帶是指長江經濟帶和漢江生態經濟帶。

[9]公開數據未披露此數據，系以2016年湖北省地區生產總值/2016年末常住人口計算，下文中各市州有未披露人均生產總值的，同樣按此方式計算而得。

[10]公開資料未查到恩施州進出口數據，該處分析不包括恩施州進出口額情況。

[11]該部分內容中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以2015年及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絕對數計算而得，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12]公開渠道未披露隨州市和荊州市2016年房地產投資相關數據，在此不對隨州市和荊州市進行分析。

[13]數據來自湖北省財政廳公布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表和2017年預算表》。

[14]鄂州市未區分本級和全市口徑，故不將其納入該分析中。

[15]武漢市數據來自武漢市財政局網站，宜昌市、黃石市、孝感市、襄陽市和隨州市數據來自公開評級報告。

[16]公開渠道僅獲取武漢市、宜昌市、黃石市、隨州市、孝感市和襄陽市6市的政府債務余額信息，在此僅對上述6市的政府債務情況進行分析。

[17]未包括省直管縣債務余額和省本級債務余額。

[18]未包括省直管縣債務余額和省本級債務余額。